第一部 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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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教育』



本文是1936年10月15日愛因斯坦為慶祝美國高等教育300週年紀念會
在紐約奧爾巴尼市政府教育大廈校長廳舉行的慶祝會
暨紐約州立大學第72屆畢業典禮上的發言。
原文為德文，由林娜·阿羅內特（Lina Arronet）譯成英文
首次發表於1950年英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1～37頁）
後收錄於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66～72頁）。
本文參考1952年德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35～42頁）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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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今天這樣的周年紀念會，主要是用來回顧往事

特別是用來紀念為國家文化生活的發展做出特殊貢獻的人。

這種對先輩的緬懷確實不容忽視，尤其是對往日盛事的回憶

有助於鼓舞今天善良的人去勇敢地奮鬥。

但這件事必須由一個從小就與紐約州有聯繫

並且熟悉其過去的人來完成

而不是由我，一個像吉卜賽人一樣四處流浪

並在各個不同的國家積累經驗的人來做。




因此，當我接受您的友好和榮耀的邀請時

我別無選擇，只能談論一些不受時空限制、始終與學校事務相關的問題。

在這一努力的過程中，我絲毫不能以權威自居

因為從古到今，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經討論過教育問題

並且就這些問題反復明白表達他們的觀點。

作為教育領域的半個門外漢[1]，除了個人經驗和個人信念之外

什麼也沒有，談論教育問題的勇氣從何而來？




如果，這真是一個學術探討的問題，人們可能會對這些考慮三緘其口。

但是對於人類的生活和行動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

在此，僅有真理的知識就不夠了；相反，如果不想失去這種知識，就必須努力持續更新。

它就像豎立在沙漠中的一座大理石雕像，隨時承受著被流沙埋藏的威脅。

必須不停伸手拂拭，才能使大理石在陽光之下永遠熠熠發光；為此，我也應盡綿薄之力。




學校一直是將傳統財富，從一代轉移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

相較過去，這個道理更適宜於今天。

現代經濟發展削弱家庭作為傳統和教育承載者的角色。

因此，人類社會的生存和健康更加依賴於學校。




有時候，人們把學校看成僅是一種工具

靠它將一定數量的知識傳遞給成長中的下一代。

事實並不是這樣的。知識是死態，而學校卻是在為活人服務。

它旨在培養年輕人對社會繁榮有價值的品質和能力。

但這並不意味著剝奪個人的獨特性

以使他成為社區中不情願的工具，就像蜜蜂或螞蟻那樣。

因為一個由沒有個人獨特性和個人目標的標準化的個人所組成的社會

將是毫無發展可能、可憐的社會。

相反，學校的目標必須是培養能獨立行為和思考的個人

而這些個人又把為社會服務視為他們最高的生活任務。

據我所知，英國學校最接近實現這一理想。




但是，人們怎樣才能更接近這個理想呢？

我們是否能通過道德說教達到這一目標？

絕對不能！言辭現在是，今後仍將是空洞的聲音

通往毀滅之路從來都與關於理想的浮華之辭相伴。

但是人格並不是由他們所聽到和說出，而是通過工作和行動形成。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一直是鼓勵學生採取行動。

這適用於學生最初學寫字，也適用於大學畢業生寫博士論文

或者是記一首詩，寫一篇論文，口譯或筆譯一篇文章

解決一道數學題目，或是進行體育運動。




但是在每項成就背後都是這種成就所依賴的情感動機

它反過來又被事業上取得的成功所強化和滋養。

這裡存在的最大差別是，它們同學校的教育價值關係密切。

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歸因於恐懼和強制、追求權勢和聲名的雄心勃勃的需求

或是對研究對象的誠摯興趣以及對真理和理解的渴望

因此也可以是每個健康的孩子都有的神聖好奇心

只不過這種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

完成同樣一件工作對學生產生的教育方面的影響可能有很大不同

這取決於使他完成這件工作的內因究竟是害怕受傷害

利己主義的情感，還是獲得喜悅和滿足感。

沒有人會堅持認為學校的『制度』和教師的『行為』對學生的『心理』發展毫無影響。




在我看來，最糟糕的事情是學校主要以恐懼、脅迫和人為權威的方式來進行教育。

這種做法摧毀學生健康的生活態度、正直和自信，它產生順從的子民。

這種學校在德國和俄國司空見慣，不足為奇。

我知道這個國家[2]的學校，不會產生這種最壞的邪惡

在瑞士，也許在所有民主統治的國家中都是如此。

使學校脫離這種所有邪惡中最壞的邪惡，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給予教師盡可能少的使用強制措施的權力

這樣學生對教師的尊敬的唯一來源就是後者自身的人性和智力水準。





提到的第二個動機——雄心，說得委婉點兒

就是以被承認和獲得尊敬為目標，牢固存在於人的本性之中。

缺乏這類情感的驅動，人類的互動將是完全不可能

爭取同類的同意當然是社會最重要的約束力之一。

在這種複雜的情感中，建設性和破壞性的力量緊密聯繫在一起。

爭取『贊同』和被『認可』是一種健康的動機。

但是，要被承認比夥伴或者同學更優秀、更強大、更聰明

就很容易導致過份的自我為中心的心理態度

這種心態可能對個人和共同體都造成傷害。

因此，學校和老師必須小心，為了激發學生努力奮鬥

不要使用喚起個人抱負的簡單方法。




有些人提到『達爾文』關於生存鬥爭的理論以及與之相關的選擇理論

以證明復興競爭精神的正當性。

經濟競爭中的無政府體係也可能以這種方式偽科學式得到證明。

但這很荒謬，因為人類在生存競爭中的力量，就在於他是一個過社會生活的動物。

正如蟻塚中單個螞蟻之間的戰爭對於生存沒有什麼根本意義一樣

人類社會中個體成員之間的鬥爭也是如此。




因此，人們應該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輸下面的思想

即生活的目標就是獲得習慣意義上的成功。

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成功者從他的伙伴那裡獲得的東西

都遠遠超過他對他們所做的貢獻。

但是，人的價值應該體現於他能給予什麼，而不在於他能獲得什麼。




在學校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動機是工作中的樂趣

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樂趣，以及對該成果的社會價值的感知。

我認為學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務是喚醒和加強年輕人的這些精神力量。

只有這樣的心理基礎才會導致對人類最高品質的快樂追求，即從事知識和藝術的創造活動。




激發這些潛在的創造性的心理力量

當然比採取強手法或喚醒個人野心更不容易，但它更有價值。

重要的是培養孩子的遊戲本能以及追求知識的動力

並將其引導到對社會很重要的領域

這種教育主要建立在培養的學生今後有能力承擔任務不辱使命的基礎上。

如果學校成功從這種觀點出發進行工作，它將得到成長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

學校給予的任務也被當作一種禮物來接受。

我認識一些喜歡在校時光甚於喜歡假期的孩子。




這樣的學校對教師提出要求。在教師的工作領域，他應該像位藝術家。

我們如何做才能使這種精神在學校中盛行？

對此沒有萬能的補救措施，正如不存在讓個人永保健康的萬能藥一樣

但是有一些必要條件是可以滿足。

首先，教師本身應該在這樣的學校中成長。

其次，教師在教學資料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方面應該擁有廣泛的自主權

因為他的工作樂趣同樣會被強力和外在壓力所扼殺。

如果你們一直關注我的考慮，可能會對一件事情感到驚訝

我已經詳細講述我認為應該在學校以何種精神來教育年輕人。

但是關於課程內容和教學方法的選擇，我卻什麼都沒有說。

究竟應該是以語言教育為主，還是以自然科學教育為主？




對此，我的回答是這樣

在我看來，這些都處於次要地位。

如果一個年輕人已經通過體操和跑步訓練了肌肉和耐力

今後他將適應任何體力工作。頭腦訓練及腦力和手工技巧的訓練也是類似。

因此，當愛開玩笑的人[3]

將教育定義為“如果人們已經忘記他們在學校裡所學的一切，那麼所留下的就是教育”

他的說法大致不錯。正因如此，我一點兒也不急於在古典的語言

歷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學教育這兩種理念的追隨者的鬥爭中表態。




我想反對這樣一種觀念，即學校應該教那些在今後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識和技能。

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樣化了，在學校進行這種專門訓練毫無可能。

除此之外，我認為更應該反對把人當無生命的工具對待。

學校應該永遠以此為目標：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有和諧個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

我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對於那些培養將來從事較為確定職業的技術學校也適用。

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遠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判斷的『總體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獲取特定的知識。

如果一個人掌握他的學科的基本原理，並學會如何獨立思考和工作，他肯定會找到屬於他的道路。

除此之外，與那些接受的訓練主要只包括獲取詳細知識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夠使自己適應進步和變化。




最後，我想再次強調

在此以一種多少有點絕對的形式所談的內容

代表的只不過是我的個人觀點

基礎僅是自己作為學生和教師積累的個人經驗

謝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能在如此有意義的會議上發表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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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處在德文版《愛因斯坦晚年文集》中為“絕非權威”（KeinerleiAutoritaet）。
[2] 這裡指美國。 ——編譯者註
[3] 德文原文為der Witzbold，即喜愛開玩笑的人、詼諧的人、俏皮話的人，英譯本中用的是the 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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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小學生的信』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
愛因斯坦訪問日本，在日本前後停留43天
除了講學、向公眾講演外，他還瀏覽諸多名勝古蹟和美麗河山
還曾與日本皇后用法語進行簡短交談
愛因斯坦在這封給日本小學生的回信中
還不忘表達他內心的強烈願望：希望各國人民能相互諒解，友好相處。
本文譯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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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向你們日本小學生送去祝福，是有特殊原因

因為，我曾經訪問你們美麗的國家，領略你們的城市、房屋、山川、森林

也見證日本男孩出於美麗風光而從中萌生的對自己祖國的熱愛。

我的桌子上總是擺放一本寬厚的繪畫書，就是出自你們日本小朋友之手。




倘若你們收到我這份來自遠方的祝福，請記住，在歷史上

只有我們這個時代實現不同民族間的友好而充分諒解的交往。

在此之前，各個民族對彼此一無所知，並由此造成民族之間的恐懼或仇恨。

願各民族之間這種兄弟般的情誼越來越深厚。

基於這樣的願望，我這個老人在千里之外，向你們這些日本小朋友送去問候

希望有一天你們這一代人會為我們這一代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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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古典文學』



本文是1952年2月29日愛因斯坦
為瑞士商人協會分會主辦的月刊《年輕商人》而寫。
這裡選自1954年英文版《觀念與見解》（第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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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只讀報紙，最多讀一些當代作家作品的人

在我看來，就像一個高度近視而又蔑視眼鏡的人。

他完全依賴時代的偏見與時尚

因為，他從沒有看見或聽到任何其他的東西。

當一個人僅憑自己獨自的思考，不受別人思想和經驗的激發

即使是最好的情況，也是微不足道、單調無味。




一個世紀以內

只有少數開明的人具有清醒的頭腦和風格，以及良好的品位。

他們被保存的作品是人類最寶貴的財產。

我們應該感謝幾位古代作家，正因為他們

中世紀的人們才可以從超過半世紀的迷信和無知中解脫。

沒有甚麼比克服現代主義者的勢利更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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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與學生——對一群兒童的講話』

對於教師來說。
喚醒學生身上潛在創造的喜愛和認知的樂趣，是們偉大的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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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孩子們：
很高興見到你們這群快樂青少年。

請記住這一點：你們在學校學到的那些美好的東西

是由世界上國家世代的人經過熱忱的努力和無盡的辛勞創造出的成果

所有這一切都作為遺產交到你們手中，希望你們能接受它，尊重它，增進它

並且有朝一日能將它忠實傳遞給你們的孩子。

這樣，我們這些終有一死的凡人便能在我們共同創造出的永恆事物中獲得永生。

如果始終銘記這一點，你們將會尋得生活和工作的意義

並能對其他民族和其他時代的人和事持有正確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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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的大學課程』


瑞士東南部靠近奧地利的小城達沃斯（Davos）
現在作為一年一度『世界經濟論壇』的舉辦地而聞名於世。
其實，它更是一座『知識之城』（Wissensstadt）。
早在1921年，德國雕塑家『莫德羅』（Philipp Modrow，1882—1925）
曾提議在『達沃斯』創辦一所用『世界語』教學的女子大學
以增加各國人民之間的理解，但當時他的提議只獲得少量的支持。
5年後，他的提議得到重視，不斷有呼聲要在『達沃斯』
開辦國際高校和舉辦國際學者會議。
第一屆國際學者會議於1928年3月18日至4月14日在『達沃斯』召開。
來自4個國家的49位教師和250名聽眾，參與這一盛事。
教師當中包括法國社會學家、哲學家、民族學家列維—布留爾（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
德國生物學家、哲學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867—1941）和愛因斯坦等人。
愛因斯坦發表題為《物理學的基本概念及其發展》的演講。本文是這篇演講的開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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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議員大都衣冠楚楚，元老院卻是無惡不作。

我有一位在瑞士當教授的朋友。

有一次，他所在的大學的學院惹惱他，他便以幽默的方式回應這句話。

比起個人，集體受到的良心和責任感上的指引比較小。

這給人類造成多大的苦難啊！這是戰爭與各種壓迫的根源。

讓世界充滿痛苦、嘆息和苦澀。




然而，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唯有通過許多個人的無私合作才能實現。

因此，對於有善良意願的人，當他以推動生活和文化為唯一目標

付出巨大犧牲，一項集體事業得以開始時

他再也沒有比這個時候更感到高興。




當得知在達沃斯設有大學課程時，我就有這樣純粹的喜悅。

這裡正以一種明智和高明的中庸之道，展開一項救助事業。

它是基於迫切的需求，儘管並不是每個人能立即清楚這種需求。

許多年輕人寄希望於這個山谷中，充滿陽光的群山所具備的療效。

來到這裡並且恢復健康。

但是，當他們與磨煉意志的正常工作脫離太久，

沉溺對自身健康狀態的思慮之中而無力自拔時，

就容易喪失心理承受力，即喪失在生存鬥爭中能夠堅持自我價值的意識。

他們變成溫室裡的植物，往往當身體痊癒了，卻發覺難以回歸正常生活。

這對於大學生來說尤其如此。

在青年性格形成的決定性階段，智力訓練的中斷容易留下難以彌補的缺口。




然而，一般而言，適度的腦力勞動不僅不會妨礙治療

反而會像適度的體力勞動一樣，更有間接的幫助。

正是基於這種認識，設置大學課程不僅可為年輕人在職業上做準備

也激勵他們從事智力活動。

課程可以說在精神層面提供腦力勞動、職業訓練和衛生保健的功能。




讓我們不要忘記，這項事業對於不同國家，人民之間建立聯繫非常適合

這種聯繫有助於牢固樹立一個歐洲共同體的意識。

新機構在創立之時就排除各種政治目的，那麼所達到的效果可能會更佳。

推動與促進國際相互諒解的最佳方式，就是共同合作從事對人生有意義的事業。




基於所有這些理由，讓我感到高興的事，是憑藉創始人的能力和智慧

達沃斯的大學課程已經克服初期階段的困難，獲得相當的成功。

願它蓬勃發展，使許多寶貴的人的精神生活豐富起來

並把一些人從療養院生活的貧瘠中解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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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A.洛倫茲墓前的講話』



洛倫茲，荷蘭物理學家。

作為電子理論的奠基人，他最感興趣的是用電磁理論來解釋電、磁和光的關係。
他在力學、熱力學、流體力學、動力學理論、固體理論領域貢獻良多。
他的電磁輻射理論經塞曼（Pieter Zeemann，1865—1943）的各種發現得到證明。
也促進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的誕生。 1902年，洛倫茲與同胞塞曼共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他在24歲時就被任命為新成立的萊頓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直到去世。
由於受到各國學者的廣泛尊重，1925年，他繼柏格森（HenriBergson，1859—1941）之後
被選為1922年成立的國際智力合作委員會（Commission de Coopérationintellectuelle）主席，直至去世。
他倡導各國知識分子平等相處，通力合作。
基於對這一原則的認同，愛因斯坦也加入該委員會，但後來出於對該委員會的有些做法不滿，曾一度退出。
在居里夫人、洛倫茲等人的勸說下，愛因斯坦又重新加入。
對此，澤利希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瑞士》一書中進行很詳細的說明。
愛因斯坦對洛倫茲非常敬重。
在他的心中，洛倫茲是一位慈父般的人物。
是遇到煩心事能向其吐露心聲的長輩。
除本文外，還有兩篇關於洛倫茲的文章。
可見洛倫茲在愛因斯坦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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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作為學術界德語區的學者代表

具體來講，是作為普魯士科學院的代表

但最重要，是以一個學生、一個滿懷深情的仰慕者身份站在這個時代最偉大、最高尚的人墓前。

他的傑出才能引領我們從麥克斯韋的學說走向當代物理學的創立

並為我們提供重要的材料和方法。





他嚴肅對待人生，如同雕刻一件藝術品，最小的細節都精雕細琢。

他宅心仁厚、慷慨大方，極富正義感，再加上對人世的洞明，

足以使他成為任何一個他涉獵過的領域ˊ之領導者。

人人樂意跟隨他，因為他從不頤指氣使，總是以服務大家為己任。

他的事蹟將永遠鼓舞和啟迪世代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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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內容 (2019-9-22 06:38):
待續。下一集［H.A.洛倫茲在國際合作事業中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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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洛倫茲在國際合作事業中的活動］




本文寫於1927年，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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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以來，科學研究越來越專業化。

很少看見一個在科學專業領域出類拔萃的人。

同時還能在國際組織和國際政治方面提供可貴的服務。

這類服務不僅需要有力量和洞見，以及基於成就所取得的聲望。

同時還要有擺脫民族偏見、獻身於所有國家的共同目標。

而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非常罕見的品德。

我還沒有遇到任何像『H. A.洛倫茲』這樣以完美的方式集所有品質於一身的人

其獨特的人格魅力產生如下影響：

有自己見解和獨特意願的學者，尤其不願屈服於外來的意志，最多只會不情願地接受領導。

但是當洛倫茲坐在主席台上時，總是能建構一種歡樂的互動氛圍。

儘管坐在那裡的人意見不同，思想各異。

如此成功的秘訣不僅是因為他對『人』和『物』的明察秋毫。

有通曉各種語言的高超本領，更在於如下這一點：

人們覺得洛倫茲心無雜念，全神貫注於手中的事情，一定要圓滿地完成任務。

沒有什麼比這樣更能讓人解除心理障礙和不服從的念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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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洛倫茲在國際合作事業中的活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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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戰』之前，洛倫茲在國際關係中的任務主要是主持物理學會議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索爾維會議[1]。前兩屆分別於1909年和1911年在布魯塞爾召開[2]。

接著歐洲戰爭到來了，這對所有致力於人類關係進步的人來說，都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在戰爭時期，尤其是戰後，洛倫茲已經竭盡全力致力於國際和解工作

特別是在恢復國際學者和學術團體之間富有成效的友好合作。

這項事業究竟有多困難，沒有參與其中的人是很難想像出來。

戰爭聚集下來的仇恨還在發揮作用，許多有影響的人還在持一種不和解的態度。

任由自己跟隨大環境一起沉淪。洛倫茲的處境有點兒像一個醫生。

他面對的是一個倔強的患者，儘管醫生精心地為患者調好治療用的藥品，但他不情願服用。




但是，當洛倫茲認識到那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時，他是絕不會輕易退卻。

『一戰』結束後，他就參加由戰勝國學者創立的研究委員會的活動。

這個委員會將同盟國[3]的學者和學術團體排除在外。

後來受到『同盟國』的學者的指責，洛倫茲試圖施加影響來改進這個機構。

使它擴大後變為真正的國際組織。

他和其他一些好心人，經過努力將『委員會』中臭名昭著的排除條款去掉。

他追求的目標是恢復學術團體之間，正常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然而，這一點沒有達到，因為惱怒於被排除在幾乎所有國際科學活動之外，近10年之久。

『同盟國』的學者已經習慣採取消極的態度。

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經過洛倫茲獻身美好事業且機智能幹的努力後，一切誤會終將雪融冰消。




『H. A.洛倫茲』通過擔任國際聯盟智力合作委員會主席一職，

以另一種方式為國際智力合作的目標服務。

這一職位最初是大約5年前由柏格森擔任。

洛倫茲主持這一工作已有一年時間，在委員會下屬的巴黎學會的積極支持下。

他致力於不同文化的學術和藝術工作之間的調停活動。

由於其機智、人道和質樸的人格魅力的有益影響，這一活動走上正軌。

他從未表白但卻常常實施的格言是：『不要控制，而要服務。』

希望他的模範作用能促進這種精神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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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索爾維會議是由比利時化學家、業餘學者、企業家、

政治家和慈善家歐內斯特·索爾維（1838—1922）贊助的著名會議。

1865年，索爾維發明以他名字命名的『索爾維製鹼法』。

至今為止，這個過程依然是製蘇打的最重要的化學工藝。

他雖然非常富有，卻關心社會問題，創辦多所教育機構。

希望能夠『將其部分財富償還給人類』。

索爾維會議已成為物理學和化學的重要論壇。

愛因斯坦分別參加1911年、1913年、1927年和1930年舉辦的第一、二、五、六屆索爾維會議。

第一屆至第五屆索爾維會議均由德高望重的洛倫茲主持。

最著名的應該是1927年舉行的第五屆索爾維會議，

由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學家討論新近表述的量子理論，會議主題為『電子和光子』。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愛因斯坦與玻爾展開激烈的爭論。 ——編譯者註



[2] 愛因斯坦此處敘述有誤。第一屆和第二屆索爾維會議分別於1911年和1913年在布魯塞爾召開。 ——編譯者註



[3] 此處的『同盟國』，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德意志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及保加利亞王國

組成的與協約國對敵的同盟國，亦稱『中歐列強』，這四個國家均位於俄羅斯帝國以西，法國和英國以東。 ——編譯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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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H.A.洛倫茲及其為人]



1953年7月18日，為紀念荷蘭物理學家『洛倫茲』誕辰100週年
在萊頓舉辦了專門紀念會，同時在荷蘭皇家自然科學史博物館

舉辦了有關洛倫茲及其同事，超導現象的發現者、低溫物理學的奠基人海克·卡末林·昂內斯的生平和工作展覽。
在這次展覽中，博物館收到一份厚禮——洛倫茲寫給愛因斯坦的大量信件手稿。
洛倫茲的其他通信均保留在海牙的國立檔案館。
本文是愛因斯坦為洛倫茲100週年誕辰紀念會而寫的祝詞。
原文發表於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文中提到的『邁克爾遜實驗』或『邁克爾遜—莫雷實驗』
首先是由美國物理學家邁克爾遜（Albert A.Michelson，1852—1931）做出來。
因發明精密光學儀器和借助這些儀器，在光譜學和度量學的研究工作中做出的貢獻
他於1907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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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時，所有國家的理論物理學家都認為H. A.洛倫茲是他們的領導者。這樣說是有完全正當的理由。

這個時代的物理學家，大多數都沒有充分意識到H. A.洛倫茲在理論物理學基本概念形成時

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造成這個奇特事實的原因，是洛倫茲的基本想法

已經如此深刻地變成他們自己的觀點，以至於他們無法充分認識到這些想法是多麼大膽，

它們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簡單化物理學的基礎。




當H. A.洛倫茲開始他那富有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時，

麥克斯韋的電磁理論已經獲得成功。

但是這個理論的基本原理卻出奇複雜

以至於它的本質特徵無法被清楚地表現出來。

儘管場的概念的確已經取代超距作用的概念，

但是電場和磁場還不被看作是基本的實體，

只是被設想為一種可以當作連續體的有重物質的狀態。

結果，電場被分解為電場強度和電介質位移。

在最簡單的情況下，電場強度和電介質位移通過介電常數聯繫在一起，

但原則上它們被視為兩種獨立的實體。對磁場的處理也是類似。

根據這種基本觀點，將空的空間視為有重物質的一種特殊情況來處理

在這種情況下，場強和電位移之間的關係就變得尤為簡單。

尤其是，這種解釋致使我們不能認為電場和磁場與物質的運動狀態無關，因為物質被看做是場的載體。




通過對H.赫茲關於動體電動力學的研究，清楚了解當時流行的麥克斯韋電動力學的解釋。

然後出現H. A.洛倫茲的拯救行動。他將研究始終一致地建立在如下假說上：

電磁場位於空的空間。在那裡只有一個電場矢量和一個磁場矢量。

這個場是由原子性的電荷產生，而它反過來又以有質動力作用在電荷上。

電磁場同有重物質之間的唯一聯繫，是因為基元電荷固著在組成原子的物質粒子上。

對於後者，牛頓運動定律是可以適用。根據這個簡單化的基礎，

洛倫茲建立一個包括動體的電動力學在內，關於當時已知的一切電磁現象的完備理論。

這樣自洽、明晰和美麗的工作，在經驗科學中是極少達到。

在這個基礎上，不加其他假設就不能得到完全解釋的唯一現象，就是著名的邁克爾遜—莫雷實驗。

如果不是把電磁場定位在空的空間裡，這個實驗就不會令人信服地推導出狹義相對論。

最重要的步驟就是（將電磁現象）還原到空的空間裡——或者像當時人們所說的那樣——『以太』中的麥克斯韋方程組。

洛倫茲甚至發現後來以他名字命名的『洛倫茲變換』，儘管他沒有認識到它的群特徵。

對他來說，空的空間中的『麥克斯韋方程組』只適於一個特殊的坐標系，

這個坐標係，因其靜止的狀態而與其他一切坐標系區分開。

這是一種矛盾的狀況，因為這個理論對慣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經典力學更強。

這種情況從經驗的觀點來看，是完全沒有理由，必然會導致狹義相對論。

感謝萊頓大學的慷慨，使得我能經常到那裡與我親愛的摯友保羅·埃倫費斯特共度一段時光。

因此，我常有機會參加洛倫茲的演講，這些演講是他退休以後，定期為少數年輕同事所做的事情。

凡是這位卓越人物講的東西，都如同精美的藝術品一樣明澈美麗，

並表現得那麼輕鬆靈巧，這是我從未在其他人身上感受過的經驗。

我們這些年輕人，只要認識到H. A.洛倫茲的開明精神，便會特別欽佩和尊敬他。

但是當我想起H. A.洛倫茲時，我所感覺到的遠不止於此。

對我個人而言，他比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其他人都更重要。




正如他對物理學和數學駕馭自如一樣，他毫不費力、冷靜沉著地支配自己。

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是他沒有平常人的弱點，可是這一點也從來沒有令他人感到壓抑。

每個人都感受到他的卓越，但是從沒有人覺得有壓迫感。

儘管他從不對人類和人類事務心存幻想，但他對每個人、每件事都滿懷善念。

他總是盡力服務和幫助他人，從未給人留下盛氣凌人的印象。

他極其認真負責，從不賦予任何事情以過分的重要性；

在這一點上，一種微妙的幽默感守護著他，這從他的眼神和微笑便可覺知。

與此相應的事，是儘管他全身心地獻身科學，但他確信我們的理解不可能太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質。

直到晚年，我才能夠充分欣賞這種半是懷疑、半是謙卑的態度。

儘管做真誠的努力，語言——至少是我的語言——並不足以公正地討論這篇文章的主題。




我在此引用洛倫茲的兩句，對我產生特別強烈影響的話：

『我很高興自己屬於這樣一個國家，它太小了，無法做出什麼大的愚蠢行為。』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人在談話中試圖使他相信，在人類領域裡，命運是由武力和強權決定。

對此，他這樣回答：『或許您說得正確，但我不願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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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尼爾斯·玻爾為物理學通訊院士的信］


這封信是1922年2月2日至2月16日期間
愛因斯坦在普魯士科學院數學、物理組的一次會議上提交。
在最後的打印稿上，除了愛因斯坦，還有勞厄[1]、能斯特[2]、普朗克[3]和魯本斯[4]的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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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未來時代的人描述我們這個時代所取得的物理學進展的歷史時，

將不得不把我們對於原子性質的認知方面最重要的進展和尼爾斯·玻爾的名字聯繫起來。

人們過去已經知道，經典力學無法描述組成物質的基本單元

以及原子的結構是相對鬆散的外層物質環繞帶正電的核心。

經驗得到的幾乎已經是完整的已知光譜結構與舊有理論設想的差距如此之大，

以至於人們不敢想像會有一個令人信服的理論，能夠解釋觀察到的經驗規律。

然而1913年，玻爾發現了最簡單光譜的量子理論解釋，

在很短時間內為大量定量結果證實，使得其大膽假設的理論基礎，很快成為原子物理的一個穩固基石。

儘管距離最初的發現還不到10年，他提出並在很大程度上發展的思想體系主導原子物理和原子化學

使得之前的詮釋工作都好像是過去很遙遠的事情。

倫琴光譜、可見光譜以及元素週期表的理論，都是基於玻爾的思想。

作為一個研究者，玻爾身上最令人驚嘆的是一種少見的大膽勇敢和細心權衡的結合

極少有研究者俱有這樣高超的能力，同時包括對隱藏事物的直覺理解和尖銳批評。

雖然具有很多細節知識，他的洞察力總是毫不動搖地指向根本性的問題。

毫無疑問，他是我們這個時代科學領域最偉大的創新者之一。



尼爾斯·玻爾是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教授。

簽名人推薦他作為我們科學院的通訊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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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勞厄（Max von Laue，1879—1960），德國物理學家

因發現晶體衍射X射線而獲得1914年度諾貝爾物理學獎。

除了在光學、晶體學、量子理論、超導性和相對論方面做出的科學貢獻外

他還擔任德國物理學會主席等多個行政職位，40年間推動和指導德國的科學研究和發展。

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強烈反對者，他在“二戰”後為重建德國科學發揮了重要作用。 ——編譯者註



[2] 能斯特（1864—1941），德國化學家，現代物理化學的奠基人之一

因提出熱力學第三定律而榮獲1920年諾貝爾化學獎。

能斯特是一位著名的科學組織者和活動家。

他協助召開了第一屆索爾維會議。

正是在他和普朗克的力主下，才用優厚條件將愛因斯坦從蘇黎世“挖到”柏林。




[3] 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德國物理學家，量子物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1918年，他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從1930年起，他曾先後任威廉皇家學會，即後來的馬克斯·普朗克學會主席，1946年任名譽主席。 ——編譯者註



[4] 魯本斯（1865—1922），德國物理學家，以其對黑體輻射能量的測量而聞名。 ——編譯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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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沃爾夫岡·泡利的《相對論》』



出生於1900年4月25日的泡利
1920年12月完成這篇文章
初稿時還是慕尼黑大學的一名研究生。
1921年7月25日參加博士考試之前
他在文章的校樣階段又參考克萊因的批評做一些修改。
文章於1921年9月15日發表於《數學百科全書》
之後又發行由他的博士導師索末菲作序的單行本。
早在1921年12月30日，
愛因斯坦在給玻恩夫婦的信中就說：『泡利是不錯的小伙子，畢竟他才21歲，可以為自己在《百科全書》上的那篇文章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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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誰研讀這一成熟而構思宏大的作品，

都不會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位只有21歲的年輕人。

該作品精彩紛呈，處處令人讚嘆：對思想發展進程的心理理解，

精確的數學推導，深刻的物理洞察力，系統性的清晰表述，

淵博的文獻知識，完備而信實的論證，以及有力的批評。


這部大約230頁的相對論的詳盡闡述，構架如下：

1. 狹義相對論的產生，特別詳細地描述作為其基礎的關鍵實驗事實。

2. 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的數學工具。特別值得向專業讀者推薦的是仿射張量和無窮小變換部分。

3. 狹義相對論的進一步發展。從形式化以及物理學的觀點對其進行詳細的討論。

4. 廣義相對論（75頁）。思想發展的典範論述，解決具體問題的數學方法的完整表達。
　特別有價值的是關於能量方程的討論以及對外爾理論的批判。

泡利的書值得推薦給所有在相對論領域進行創造性研究的人

以及所有想要準確了解相對論的根本問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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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保羅·赫茲］


通過閱讀其科學論文和個人交往，

我認識保羅·赫茲先生已有多年。

他無疑是德國最有見識的理論物理學家之一

具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卓越的創造力。

尤其需要指出的事，是他高度的綜合文化素養非常適合內容範圍廣泛的文字工作。

我對他的人品和智力同樣看重，相信他能夠以令人滿意的方式，完成任何自己有信心擔負起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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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


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Joseph Popper-Lynkaeus，1838—1921）
奧地利社會哲學家、發明家和作家，原名約瑟夫·波普爾（Joseph Popper），林克尤斯是他的筆名。
他是著名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1902—1994）的伯父。
約瑟夫·波普爾—林克尤斯出生於猶太家庭，是家中的第五個男孩。
作家弗里德里希·諾克（Friedrich Nork，1803—1850）是他的舅舅。
波普爾—林克尤斯在布拉格工學院學習數學、物理學和技術。
儘管他才華橫溢，記憶力超群，但由於當時社會對猶太人的限制，他不能在科學領域工作。
他曾在鐵路部門服務，但不成功，也曾任私人輔導、報紙編輯，在維也納大學習過國民經濟學、文化史和美學。
波普爾—林克尤斯的思想非常活躍，往往超前於世。
早在1862年，他想到電力傳輸的可能性，將瀑布和漲潮的機械動能轉化為電力。
他還有多項極具創造性的發明專利，構建一個用於防止蒸汽鍋爐內壁積累鱗屑的襯墊系統。
他更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系列著作中設計了一套社會體系，
能保障所有個人得到主要的生活所需。
在他看來，社會有義務給予其成員生活的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必需的服務——公共醫療、養育及教育。
波普爾—林克尤斯非常欣賞中國哲人孔子，認為他是影響世界歷史的最重要的人物。
從他廣受歡迎的《一個現實主義者的幻想》（Phantasien eines Realiste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思想對他的影響。
此外，他還寫了一些反戰的、具有和平主義傾向的短篇故事。
所有這些故事都是他為調試他的發明，在奧地利境內旅行時寫的。
他往往住在一間超便宜、極簡樸、冰冷如霜的旅館房間裡寫作。
正是這些短篇故事讓他聞名世界。但是，奧匈當局卻將他的著作列為禁書，理由是有傷風化。
波普爾—林克尤斯的思想影響了許多思想家，愛因斯坦是其中之一。
愛因斯坦這篇文章大概是在1921年為悼念他逝世而寫，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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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普爾—林克尤斯不僅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師、才華橫溢的作家，還是少數體現一代人良知的傑出人物之一。

他向我們灌輸這樣的觀點：社會要對每個人的命運負責，同時為人們指出一條實現社會責任的道路。

對於他來說，社會或國家無須崇拜；只有履行讓個人及其人格有可能得到和諧發展的義務

而在基礎上，社會或國家才有權力要求個人做出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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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阿諾爾德·柏林內爾70歲生日］



阿諾爾德·柏林內爾（Arnold Berliner，1862—1942）

猶太裔德國物理學家，1886年畢業於布雷斯勞大學

後在通用電器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A​​EG）研發實驗室工作。

1912年，他被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任命為新創立的德文周刊《自然科學》（創刊號於1913年1月出版）的主編。

納粹上台後，擔任了22年主編的柏林內爾被解職；1942年3月22日，他在得知將被納粹流放後自殺。

《自然科學》現在仍在發行，其誕生受到1869年創刊的英文雜誌《自然》（Nature）的啟發，最初為周刊，現為月刊。

本文首次發表於1932年德文期刊《自然科學》第20卷913頁，後收錄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本文的英譯本最後多了幾句話：“我們都該認識到柏林內爾幫了我們什麼。

親愛的柏林內爾，不要為我這輕率的言行感到惱怒。

一個不苟言笑的人偶爾享受一次歡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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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藉此機會向我的朋友柏林內爾和他創辦的雜誌《自然科學》的讀者，
說明為何我對他本人以及他的工作的評價如此之高。

我必須趁這個機會講，否則就沒有機會講類似的話了。

基於客觀性的訓練，我們往往將涉及個人的事情視為一種禁忌。

而凡人如我，只有在像今天這樣極其特殊的情況下，才稍敢觸犯這一禁忌。

閒扯幾句之後，還是回到客觀性上來。

科學確定的事實範圍已經大大擴展，每門學科的理論知識已不可思議地變得高深了，但人類在才智上的融會貫通能力仍極為有限。

因此，研究人員的活動領域不可避免地會局限在越來越小的人類知識領域。

更糟糕的是，這種專門化讓人難以對科學全貌有一個哪怕是大致粗略的了解。

而缺乏這種了解，勢必會損害真正的研究精神。

情況的發展類似於《聖經》中通天塔的故事象徵的那樣。

每位嚴肅的科學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識到，自己不自覺地被驅逐到不斷縮小的知識領域

這正威脅著研究者喪失廣闊的視野並使其降級到技術人員的層次。

我們都已遭受這種痛苦，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去緩解它。

但是，柏林內爾以令人欽佩的方式為講德語的國家提供了補救措施

他意識到，現有的通俗期刊已足以用來指導和激勵外行人；

他還意識到，需要有一份內容廣泛、精心編輯的期刊，

專門給科學工作者提供科學問題、方法以及結果的發展的信息，以便使他們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

通過多年的艱苦工作，憑藉偉大的智慧和巨大的決心，他一直致力於這個目標，為我們大家服務，為科學服務。

對此，我們怎樣感激都不為過。

他必須得到有成就的科學家的合作，並引導他們盡量以能夠讓非專業人士也能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他們應當講述的東西。

他經常告訴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必須克服眾多挑戰。

他曾用一個謎語向我描述過他的困難。問：什麼是科學作者？答：是一種介於含羞草和豪豬之間的綜合體。

柏林內爾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為他始終保持著強烈的熱望，即讓一個盡可能大的科學領域擁有一個明晰全面的表達。

這種感情同樣驅使他歷經多年艱辛寫出了一本物理學教科書。

前幾天，醫學院的一名學生告訴我：“如果沒有這本書，我不知道該如何在有限的時間裡對現代物理學的原理形成一個清晰的概念。 ”
柏林內爾為了科學的明晰性和廣博性所做的努力，使科學的問題、方法和結果在許多人的頭腦中紮下了根。

如果沒有他的這份期刊，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生活簡直不能想像。

讓知識活起來並使之保持生命力，與解決專門問題是同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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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蕭伯納】
愛因斯坦第一次會見愛爾蘭劇作、辯論、文化批評家、政治活動人士蕭伯納（1856—1950）
是在1921年春天他第一次訪問英國時。
那時，愛因斯坦剛從美國回來不久。
他與妻子愛爾莎在美國逗留8個星期，回到柏林後。
應財大氣粗的英國政治家、律師、無神論者霍爾丹（1856—1928）子爵的邀請，愛因斯坦在倫敦待一周。
霍爾丹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曾在1905—1912年任英國陸軍大臣
1912—1915年任大法官，當時因被錯誤地指控為“同情德國”而被迫辭職。
他總是熱心於尋求英德兩國之間的和解。
正當在英國被經常提起的愛因斯坦在“一戰”結束後
首次與英國學術界和文化界接觸時，霍爾丹出版『相對論的統治』。
這本書表達霍爾丹對德國文化的無限崇敬之情。
霍爾丹欽佩德國人“受過服從的訓練”這一事實，對歌德及其作品非常熱愛，
並與人合作將叔本華和黑格爾的著作譯成英文。
霍爾丹稱自己的客人為“20世紀的牛頓”。
愛因斯坦與蕭伯納的第二次見面是在他1930年10月訪問英國時。
在歡迎愛因斯坦的晚宴上，蕭伯納做一個非常嚴肅而又十分風趣、極具蕭式風格的歡迎詞。
他對一般的科學家充滿諷刺之能事，認為歷史上只有8位真正偉大的科學家
即畢達哥拉斯、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開普勒、牛頓和愛因斯坦。
在這8位偉大的科學家中，只有3位提出自己的宇宙觀：托勒密、牛頓和愛因斯坦。
托勒密的宇宙觀統治1000多年，牛頓的宇宙觀統治300年，
那麼愛因斯坦的宇宙觀能統治多少年呢？
蕭伯納充滿幽默的發言讓愛因斯坦忍俊不禁。
愛因斯坦的這篇文章是他在這次訪英期間記錄於筆下
首次發表於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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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當代人的弱點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響。

面對人類頑固的天性，這些孤獨的人，會失去改變社會的勇氣。

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利用他們微妙的幽默和優雅，

以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藝術為媒介，讓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

今天，我向藝術大師致誠摯的敬意，他曾為我們帶來幸福，讓我們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