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歷史的見證

　　2008年3月，我又來到莫斯科，這次來是來拜訪列夫和斯維塔的，我想認識他們。我想和他們錄製幾場採訪。他們的通信很難讀懂，連俄國人都不容易看懂，信裡有各式各樣的細情、暗語、字母縮寫、隱藏的含義，只有他們本人才能解釋清楚，所以我想問個明白。
　　列夫和斯維塔的家住在莫斯科西南郊，那個區，名叫亞謝涅沃區，是一個以住宅為主的區。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婭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的工作人員。我跟著她走進一個大樓，上到十四層。一出電梯，迎面見到列夫·格列勃維奇，他早在電梯口等著了。只見他身材瘦小，飽經風霜的臉龐和藹可親，一身衣裝乾淨俐落，淺藍色的襯衫，灰色的褲子。他先用英語結結巴巴地做了自我介紹，然後彬彬有禮、自然大方地領我們走進屋裡。列夫已經九十一歲了，但是腿腳很俐落。過道很窄，他把傢俱挪開，騰出地方好讓我們的器材能過去。我一看，他很有勁。在這個小廚房裡，我們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從廚房的窗戶望出去，只見莫斯科一幢幢混凝土大樓和工廠的煙囪。為了招待我們來訪，塑膠貼面的桌上已經擺好了麵包、香腸、糖果和餅乾。列夫告訴我們，他叫孫子出去買麵包去了，讓他再多買點。他怕我們不夠吃——從勞改營裡出來的人，以前我們也採訪過，他們都擔心東西不夠吃。
　　大家坐定之後，列夫就說，他去把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接出來。這樣稱呼斯維塔是相當正式的，我聽了有點吃驚。我還以為這是他紳士風度，喜歡用舊式稱呼呢。後來我才明白，斯維塔是他的救命恩人，這樣稱呼斯維塔，其實是尊稱。不一會兒，列夫就和斯維塔一起出來了，不過，斯維塔是坐輪椅出來的。列夫推著輪椅進到廚房來。他操縱自如，十分熟練，一看就知道他多年來精心護理，所以才練得這麼俐落。斯維特拉娜已經病了很長時間了：心臟病，加上一連串的小中風，已經走不了了。斯維塔滿頭白髮，戴著厚厚的眼鏡，顯得非常老，但是說起話來，立刻談笑風生，妙語連珠，俏皮的藍眼睛顧盼生輝，炯炯有神。
　　斯維特拉娜1972從研究所退休，六年以後，和列夫搬到亞謝涅沃區來。當時這裡還是一個新郊區，地鐵還沒延伸到這裡。他們兩人和女兒住在一起。女兒長期患有雙相憂鬱症，不能工作。兒子尼基塔是一位醫學研究人員，後來帶著妻子和三個孩子也搬進了父母這棟樓，他們住另一個單元。
　　當年，列夫擔心，自己這一輩子恐怕永遠也不會有搞科學研究的那一天了。其實，他後來真的東山再起，又回到了蘇聯的物理學界。戰前，列夫在莫斯科大學物理系有個朋友，名叫納烏姆·格里高洛夫。1940年的時候，由於他的推薦，列夫才得以進入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列夫進勞改營以後，納烏姆還給列夫寫過信。納烏姆是黨員，給勞改犯寫信可是犯大忌的，會招來大禍。1956年，納烏姆剛被委任為莫斯科大學核物理科學研究所所長。這個研究所下面有個宇宙射線實驗室。應他的邀請，列夫來到該實驗室工作。列夫在這裡一做就是三十四年。列夫幫助設計、安裝設備，把實驗數據記錄下來。但是，對於列夫來說，起步實在太晚，科學研究生涯是不會有成果了。從列別捷夫研究所出來以後，荒廢了這麼多年，這期間，亞原子粒子領域的研究突飛猛進，日新月異，列夫跟不上了。
　　列夫關注的焦點是家人。他和一般人不一樣，在卡扎爾梅尼巷子裡住的時候，他買菜、做飯、洗衣服、帶孩子。斯維塔爸爸有病，列夫一直護理他，一直到1962年她爸去世為止。家裡，斯維塔說了算，日常的大事小情，都由她定奪。但是大事，她還是聽列夫的。
　　在如何撫養孩子這點上，他們兩人的看法是一致的。這件事，他們在信裡已經討論了很多年。兩人的人生經歷凸顯了共同的價值觀念。據尼基塔說，他爸媽不像一般父母那麼嚴厲。「他們並不想控制我們的行為。」但是，全家人都嚴格遵守道義原則：
　　我父母有極大的道德權威，在他們的薰陶下，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都能管好自己：我們知足常樂，學會了像他們那樣看世界。他們又有身教又有言教。身教是以自身為例來教育我們；言教是心裡怎麼想的就怎麼說，不隱瞞，又不傷我們的自尊心。尤其是我爸，他總是儘量和我們在一起，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講給我們聽，並對各種環境下人們的所作所為，一一做出評價。
　　今天回過頭來看，父母的薰陶肯定對我們都有教益。他們的價值觀念是在親身經歷中形成的，有時難免也向我們灌輸，要我們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念去生活，用他們的價值觀念塑造我們的思維。他們的教育觀點比較嚴厲，我們長大了，有些話可以不聽。教育孩子是不容易的，很難說什麼好什麼不好。
　　我爸我媽有一個大優點，他們總是想聽我們的想法，幫助我們糾正錯誤，不是動不動就懲罰我們。全家氣氛好，彼此絕對信任，如果有誰說了一件什麼事，大家都覺得說得對，是那麼回事(也就是說，深信不疑)。懷疑家人的話，包括我們的話，那是不可思議的。我們從來都不擔心，父母會因為我們說了什麼話而懲罰我們，也不擔心他們會不相信我們的話。但是他們的眼力特厲害，我們都逃不過去。
　　列夫和斯維塔給孩子們講述自己的往事，什麼都講，沒有顧忌。史達林當政時期大逮捕，受害的人家從此噤若寒蟬。像列夫他家這樣暢所欲言的，實在是少之又少。就拿利特維年科和里列耶夫來說吧，他們就不給孩子們講勞改營的事。像千百萬刑滿釋放的勞改犯一樣，他們也不想讓孩子知道實情，怕自己「被糟蹋的履歷」不光彩，成了孩子終生的心理負擔。學校給孩子洗腦，叫他們相信確有「人民的敵人」。所以，當父母的，出於自我保護的心理，也不敢和孩子述說自己的身世，害怕孩子真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敵人」，那可就慘了。列夫和斯維塔可不這麼看。他們覺得，隱瞞實情，把女兒阿娜斯塔西婭和兒子尼基塔矇在鼓裡，這可不對。孩子將來勢必會遇到這些難題，何不未雨綢繆，先讓孩子有個心理準備。斯維塔早就說過，光有愛是不夠的：「這個世界多半會永遠殘酷下去，人必須要有生存的能力才行。」
　　小時候，尼基塔聽父母講過去的事情，幼小的心靈沒認識到問題的嚴峻，以為很正常，沒什麼特別的。等長到十七八歲的時候才明白過來，父母的故事是多麼難得。但是他時刻記得，父母的經歷，除了在親朋好友之間，對誰都不講，在學校也不和別人提。「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有兩種生活：一個是在公共場合的生活，一個是和家人在一起的私人生活。一個外面，一個家裡。兩者都得有，又要分清楚。」
　　一樁樁往事，主要是列夫在講，斯維塔不願意細說。列夫為斯維塔感到自豪。他總愛念叨，斯維塔等了他那麼多年，真不容易。列夫說這話，主要是給孩子們聽的，讓他們明白，媽媽是多麼偉大。雖然有時候媽媽累了、心情低落了就愛發脾氣，首先拿孩子撒氣，但是爸爸的意思是說，不管怎麼說，媽媽是偉大的母親。
　　人生的經驗教訓，他想傳授給孩子們。尼基塔回憶道：「我爸不給我們講古拉格的暴行，但是他愛給我們講遇事應該怎麼辦，應該有什麼樣的指導原則，以勞改營裡的真人真事為例，給我們現身說法。首先，永遠不要自嘆命苦，為了讓我們記住這條原則，他就給我們講勞改營難友的例子：那些人真堅強，受了苦，咬緊牙關，從來不怨天尤人。第二個原則就是，不管走到哪裡，哪怕只是臨時的暫住，都要做長久打算，就彷彿要在那裡永久定居似的。」
　　當年的勞改犯，到家裡來探望爸媽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家門永遠向伯朝拉的朋友敞開著。尼基塔和阿娜斯塔西婭也從他們口中了解到勞改營的情況。在勞改營建立起來的交情世代傳承，把蘇聯各地的家家戶戶聯合了起來。米申科(列夫的姓是米申科)這一家人，到列寧格勒就會住到里列耶夫家裡，到基輔就會住到利特維年科家裡，到利維夫就會住到德爾列茨基家裡。這幾家人來蘇聯首都的時候都會住到米申科家裡。里列耶夫放出來的時候是三十三歲，他考上了列寧格勒工學院96[1]，後來成為一名教師(仍在世)。德爾列茨基後來上了利維夫美術學院，成為一名雕刻家(1993年去世)。斯特列里科夫也和列夫保持著聯繫，常來莫斯科看他。在尼基塔的記憶中，斯特列里科夫就是伯朝拉照片上那個樣子，只是老了：「他很有風度，精力充沛，白頭髮，帶捲兒的，嘴上叼著菸斗。」斯特列里科夫1976年去世。
　　1990年，列夫從宇宙射線實驗室退休，那年他七十二歲。1998年，他寫了一篇勞改營簡記，把列印稿寄給了伯朝拉地區歷史博物館。當時這家博物館正在收集當年勞改犯的回憶錄。2006年，列夫出版了回憶錄《趁我還記得》，寫的主要是戰爭那幾年的經歷。這本書最後一章寫的是伯朝拉勞改營，內容和先前那個列印稿差不多，書後還有一個附錄，簡短記述了斯維塔當年來勞改營探視列夫的情景。俄羅斯「紀念碑」歷史教育與人權組織對列夫進行了一系列的採訪，採訪他戰爭期間的種種遭遇。2007年，夫婦兩人把當年的所有通信都捐獻給了該組織。
　　我們在他家採訪了兩天，採訪都作了錄影。列夫記性特別好，聽他講，往事一幕幕都記得非常清楚，他對歷史的反思極有見地。斯維塔的話比較少，但是她陪坐在列夫身旁，握著他的手。我問她，當年是什麼使她愛上了列夫。她想了一下，答道：「從一開始我就知道，他是我的未來。他不在身邊的時候，我就會去找他。他總會出現在我的身旁。這就是愛。」
　　2008年7月18日，列夫·格列勃維奇與世長辭；2010年1月2日，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也溘然長逝了。兩人並排安葬在莫斯科格洛文斯克公墓。
　　1980年，一把大火把木材廠這個勞改營燒成了灰燼，誰都沒覺得驚訝，只有入口的大鐵門、發電站的紅磚煙囪還有幾個房子還在那裡立著。大火過後不久，蘇聯交通運輸部就下令清盤關閉。如今這裡成了一片廢墟，只住了三兩個人，幾隻野狗。





鳴謝


　　這本書其實是米申科全家人的作品。這是他們的故事，沒有他們的幫助是寫不成的。列夫·格列勃維奇，斯維特拉娜·亞歷山德羅芙娜，他們夫婦從一開始就支持這件事。他們沒能活到本書出版問世的那一天，我很難過。他們的家人幫了很多忙，謹以此書獻給他們，聊表謝意。列夫的兒子尼基塔·利沃維奇(Nikita L'vovich)閱讀了俄文草稿，加了寶貴的評語，每一條都極有洞見。他的批評意見說得非常委婉、圓滑，非常感人。我也很感謝尼基塔的兒子伊里亞，女兒麗達和薇拉。他們三人當然都為爺爺奶奶而自豪。
　　「紀念碑」的高級研究員伊琳娜·奧斯特洛夫斯卡啞為本書收集了很多資料，對本書的寫作幫了大忙。列夫和斯維特的信還沒被發現的時候，她就認識他們兩人了，並且已經和他們合作很多年了。由於伊琳娜從中撮合，我才得以接觸他們當年的通信。採訪錄影大多是在伊琳娜主持下完成的，她是導演。這些信的轉錄也是伊琳娜帶人做的，她還寫了生平簡介，回答了沒完沒了的詢問。她還閱讀了我的俄文草稿，不厭其煩地改錯。我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她都提出了異議。
　　我要感謝「紀念碑」莫斯科分部的阿廖娜·科茲洛娃(Alyona Kozlova)、葉蓮娜·熱姆科娃(Elena Zhemkova)，感謝學術委員會各位成員，他們分工閱讀了草稿各章節。
　　我要感謝「紀念碑」伯朝拉分部主任塔季亞娜·阿法納西耶娃(Tatiana Afanas'eva)，她犧牲了大量時間幫我找資料；我要感謝鮑里斯·伊凡諾娃(Boris Ivanov)。有關伯朝拉城區和木材廠，他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訊息。他幫我畫了一張圖，把第一營區外面那個懲戒性勞改隊的布局畫得鉅細無遺，在此特別緻謝。
　　我要特別感謝瑟克特夫卡爾(Syktykvar)的安東·尼斯科夫斯基(Anton Niskovsky)。他是科米共和國人民檔案館的研究員，幫我找到了很多寶貴的資料，其中包括「木材廠」和「伯朝拉勞改營」的官方古拉格檔案卷宗。
　　我欠了BBC(英國廣播公司)的情。BBC兩次帶著我訪問莫斯科：第一次是陪同BBC廣播製片人馬克·伯曼(Mark Birnnan)去的。我們在「紀念碑」辦事處第一次見到那幾箱子信的時候，他也在場；第二次是陪同本·劉易斯(Ben Lewis)和保羅·考克斯(Paul Cox)—塊兒去錄製採訪的。我要感謝尼克·弗雷澤(Nick Fraser)投資做這個項目，感謝本·劉易斯極力提高大家對這個紀錄片的興趣。我還要感謝英國電影理事會(UK Film Ccnmcil)，感謝它出資複製DVD影片光碟，送給米申科夫婦和「紀念碑」。我尤其感謝塔尼啞·賽格哈茜(Tanya Seghatchian)的支持。她不知不覺地幫了我大忙。
　　利弗休姆信託基金會(Leverhulme Trust)資助「紀念碑」把列夫和斯維塔的通信抄錄了下來。我感謝基金會的慷慨贊助。
　　我還要特別感謝我的朋友伊曼努爾·羅曼(Emmanuel Roman)，他一直是我們這個項目的熱心支持者，也參與了資助。
　　我非常感謝尼基·布朗(Nicky Brown)，他是一位有才華的譯者。這些信，他一看就知道是怎麼回事，為我指點迷津。本書援引的信，是他先給我解釋清楚墊底，然後我才譯出來的。多謝他幫忙。我還要感謝包琳娜·海恩斯(Polina Haynes)，感謝她把我的草稿譯成俄文(這樣，列夫和斯維塔、「紀念碑」才能查看我寫得對不對)。她譯得一絲不苟，效率極高。
　　我要感謝大衛·赫梅爾尼茨基(David Khmelnitsky)給我介紹蘇聯物理學界的各個方面；感謝艾蜜莉·約翰遜(Emily Johnson)把研究古拉格信件的成果與我分享；感謝安娜·羅特克齊(Anna Rotkkch)給我介紹談戀愛的門道；感謝黛博拉·卡普勒(Debomh Kapk)給我寄來她的《古拉格頭子》初稿。我要特別感謝羅德里克·布雷思韋特(Rodric Braithwaite)和黑宮廣昭(HiroakiKuromiya)，他們通讀了我的初稿，並且做了寶貴的評述。
　　我要感謝我的家人——史蒂芬妮(Stephanie)、伊娃(Eva)、莉季婭(Lydia)、艾麗絲(Alice)、凱特(Kate)、斯托夫(Stoph)——幾遍初稿，他們都讀了，或者聽了朗誦，他們的建議很有幫助。
　　感謝我的代理黛博拉·羅傑斯(Deborah Rogers)。像以前一樣，這次我又欠了她的情。這本書和我以前的書不一樣，換了題材。但是，她始終對這本書有信心，非叫我這麼寫不可。感謝我的版權代理RCW，多年來，莫森·沙(Mohseti Shah)、史蒂芬·愛德華茲(Stephen Edwards)和勞倫斯·拉魯亞克斯(Laurence Laluyaux)全都棒極了。
　　我要感謝一直支持我的企鵝出版社編輯西蒙·文道爾(Simon Winder)，感謝企鵝出版社的史蒂芬·麥格拉斯(Stefan McGrath)、詹妮·弗莉(Jenny Fry)、瑪麗娜·肯普(Marina Kemp)、潘妮洛普·沃格勒(Penelope Vogler)和責任編輯大衛·沃森(David Watson)；感謝「大都會圖書」的責任編輯羅斯林·施洛斯(Roslyn Schloss)。「大都會圖書」的薩拉·貝克特爾(Sam Bershtel)編輯本書費了很多心血，本人欠她的情最多。經過她睿智的點撥，嚴格的編審，這本書好看多了。
　　2012年1月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