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勞改營的衰落

　　1951年1月4號，列夫寫道：「我親愛的斯維塔，新的一年開始了，新年也是舊歲的延續。除夕之夜，我們是在宿舍過的，過得靜悄悄的。多虧廖沙·阿尼西莫夫布置了一棵聖誕樹，枝繁葉茂，大家一起動手，裝點得相當壯觀。」聽大家數著倒數計時，把1950年剩下的時間一秒一秒地數盡，列夫心中在想，距刑滿釋放又少了一年。
　　1月份，氣溫零下四十度，列夫在嚴寒下掙扎著。此時此刻，他一心想著斯維塔。1月13號，他在信中寫道：
　　信昨天就寫好了，還沒給你寄出去呢，我又一次被信紙吸引住了，不是想寫什麼，只是要找個地方好寫你的名字：我腦袋裡已經裝不下你了，一直都在默誦你的名字，什麼聲調的都有，各種暱稱一一叫了一遍，至於拼法對不對，根本顧不上了……我埋頭多做點事，省得心裡總想著大小姐你，效果還真不錯——果然不出我所料。
　　發電站有很多工作等著列夫做。伯朝拉突然冒出來兩臺德國「賠償的發電機」75[1]。當時列夫想，「很可能是要運到別處去吧」。其中一臺，後來安裝在了木材廠的發電站裡，用來增補發電量。列夫參與了安裝。另外那臺，運到城裡的發電廠去了，目前正在安裝。伯朝拉各種工業都在快速發展，用電量激增，急需增加供電。伯朝拉發電站太小，滿足不了需要。1951年以前，木材廠得從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購買電力。發電站雖然自顧不睱，但還是向市區提供了大量電力，滿足了很大一部分電力需要。古拉格的頭頭們都住在市內，為了家裡舒適，要求暖氣必須總是熱的，燈泡必須總是亮的。木材廠必須得有燃料才能完成生產計劃。於是古拉格的頭頭們經常和木材廠爭能源，雙方互不相讓，爭得不可開交。這兩臺德國發電機一來，木材廠就「不用再給市區供電了」。4月7號，列夫給斯維塔講解了這其中的奧妙：「要是沒有這兩臺新發電機，肯定得限電、停電。現在好了，雙方的衝突會減少的。」
　　1月份，發電站生了一個事故，於是就關閉了三個星期，進行檢修。今年第一季度，木材廠沒完成計劃。莫斯科的內務部一旦震怒，怪罪下來，勞改營管理局的頭頭們都跑不了。於是，他們激烈爭吵起來，互相指摘，推諉責任。最終恢復供電以後，就迫不及待地增加生產，希望把浪費的時間彌補回來，不過這麼一弄，又出了好幾起事故，屢屢停產。5月9號，木材廠主管安全生產的官員向上級報告，年初以來，發生了二十九起「嚴重事故」，死了三十六個人：他說，這些人不按安全規程操作，各部門「一片混亂」。第五營區有一輛卡車，車載七十人，早晨上班的時候在冰上打滑翻了車，造成三十六人死亡。第三營區，木料從一節鐵路貨車車廂上滾落，砸死兩個人。6月10號，列夫在信中嘲諷當局：
　　對於我們很多大叔76[1]來說，建設項目簡直就是兒戲。經理們平時待在辦公室裡，一個星期左右才鑽出來一次，每次來都是坐著小轎車來(距離才一公里)，大搖大擺各處轉一轉，扯開嗓門大吼大叫：「真見鬼，怎麼這麼慢騰騰的？！什麼都沒幹！」意思是這麼個意思，但那個話講出來就刺耳多了，簡直不能聽。根本沒有具體指導，比方說，總要加快生產，可是到底怎麼加快，沒人給你講。級別稍微低一點兒的叔叔們圍觀過來，看那樣子好像很關心似的，三不五時地還說兩句有用的話，不過太模糊，意思不清，沒說到點子上。管工程的負責人，沒一個動腦筋去想一想，問題的根源到底出在哪裡(主要的問題，很不幸，解決不了：項目本來應該全面評估，可是卻根本沒有做過評估)。他們好像都認為，下來走走就行了，就等於是必要的監督和幫助了。唉，這些敗家子兒！
　　這些「敗家子兒」，4月份被上頭解僱了七個，後來內務部展開特別調查，發現他們犯有大規模竊盜罪，於是又把他們統統抓了起來。他們偷了八百公尺吊索具、二百公斤番茄、七箱奶油、六箱香腸、五十七個床墊，又偷偷把這些東西賣了。出了這件醜聞之後，勞改營黨委領導人下決心，今後一定要提高警惕。
　　新的運動一起來，最先遭殃的人裡面就有鮑里斯·阿爾萬尼託普洛。他是發電站站長。斯維塔1948、1949年那兩次來就是住在他家。阿爾萬尼託普洛這一輩子，當局總是讓他不得安生。1950年3月，他被扭送到勞改營黨委領導人面前，說他「玩忽職守」，換言之，就是說他界限劃得不清，和勞改犯稱兄道弟，有時還和犯人喝醉了酒，因此被「嚴重警告」。第二年，阿爾萬尼託普洛又被警告六次。有一次說他未經批准、擅自在家中留宿不速之客(可能是指斯維塔)。1951年1月，發電站發生事故也誣賴到他的頭上。現在又指控他「竊盜社會主義財產」。他在傢俱車間花錢給他妻子薇拉定做了一個衣櫃，然後花三百盧布賄賂一個看守，想把衣櫃偷偷運出勞改營。有人要求解僱他，把他送上人民法庭。木材廠黨委書記兼副廠長佐季科夫·謝爾迪托夫(Zodkov Serdkov)給莫斯科內務部寫了一封正式的揭發信，阿爾萬尼託普洛隨即被免職。他繼續和家人住在一起，人住在伯朝拉，但是到其他城市去找工作。由於這件事給他抹了黑，外地也不容他。列夫很難受。他給斯維塔寫信說：「這是一場災難，薇拉本應讓他們這兩個孩子吃上飯，把他們撫養成人，但是卻沒有這個能力。確實，薇拉有一門手藝——她是一位廚師。」但這日子，薇拉將來可怎麼過呢，現在還不清楚(現在談這件事還為時過早)……鮑里斯還能撐得住，可是薇拉(之所以落到今天這個地步，就是因為她貪小便宜)一天到晚總是哭天抹淚的。
　　勞改營管理人員和犯人過從甚密的，並非阿爾萬尼託普洛一人。負責生產的頭頭弗拉基米爾·諾維科夫(Vladimir Novikov)，大家經常看見他在犯人宿舍裡玩多米諾牌。總經濟師伊凡·謝爾普寧(Ivan Serpunin)，很多犯人都是他的朋友。
　　勞改營管理人員照過一張合影，大約就是這個時候照的。這張照片上的組合是這樣的：有內務部官員，有黨的官員，有志願留營的工人，也有勞改犯。這張照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每個人看樣子都很輕鬆，不拘束。古拉格體制下，本有上下級之分，但是看他們座次實在是不分官階高低，彼此也沒有拘謹的跡象。內務部派駐木材廠的辦事處處長，你看他坐在大家中間，悠然自得的樣子，犯人坐在他腳下面。群聚站在他背後的也是犯人。
　　從1951年開始，勞改營安保措施漸漸鬆散了。究竟是因為勞改營官員和勞改犯交往頻繁，越來越打成一片呢，還是因為行賄受賄機會多了呢，再不就是因為伏特加突然間供貨激增醉倒一片？到底是什麼原因，那就說不清楚了，肯定這些都有關係。1951年6月6號，在一個黨的會議上，看守長伊凡·科瓦爾丘克(Ivan Koval’chuk)透露了一個情況：前三個月，犯人逃跑的一共有二十七起，有單個人出逃的，也有集體出逃的。甚至還有這樣的情況：用伏特加賄略看守，每人一瓶，他們就幫犯人逃跑了。有的犯人見有火車向勞改營外駛去，就縱身一躍，跳上車廂，逃了出去；也有的犯人，趁著大門口把門的看守喝醉了酒，就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也有的把刀、鋸、利刃一亮，門衛嚇得就讓他們出去了。
　　這是1950年木材廠管理人員的合影。在中間那排人有：諾維科夫(右二)，謝爾普寧(左二)，內務部派駐木材廠辦事處處長鮑里斯·波波夫(左三)。前排右邊三人、後排中部六人，都是勞改犯
　　列夫在第二營區服刑，這裡的安保措施特別鬆懈，有一次，四十個勞改犯串通好了，計劃集體出逃，卻不料被科瓦爾丘克偵破而落敗。看守們雖然知道這個出逃計劃，但是並沒有懲罰密謀出逃的犯人。大批犯人罷了工，勞改營的局勢更加複雜了。看守要犯人出來集合點名，大家沒理他，繼續在宿舍裡玩牌。看守大都是農村來的年輕人，科瓦爾丘克抱怨說，這些看守，很多人自己就仇視內務部。他們對犯人並不凶。看守們，即使不同情犯人，犯人給他們錢，給他們伏特加，他們也還是照收不誤，遇有女犯挺身而出，甘願奉獻魚水之歡的，他們也是隨時笑納。
　　第二營區發現，有人在策劃起義，準備登高一呼，揭竿而起。4月25號，木材廠黨委領導人趕緊討論，該如何應對。原來，有一夥勞改犯打算在五一勞動節那天在各車間縱火，目的是群起出逃，心想五一節假期，看守們必將個個喝得酩酊大醉，正好起事。於是，黨委領導人接管了安全保衛，認定造反是出於政治原因，與冷戰密切相關。其中一位硬說：「勞改營內與我們為敵的人預料會爆發新的戰爭，他們天天關注國際事件的演變，得知國外有他們的盟友，心中大喜。」5月1日那天，勞改營全體黨員(蘇共正式黨員二十五人，蘇聯共青團員二十人)嚴陣以待，個個荷槍實彈，在工業區內各個車間站崗。而對於勞改犯來說，5月1日仍然是個工作日，要照常出工，不放假。這一天平靜地過去了，沒出事。安保措施收緊，大家一定看出來了，所以決定中止這次行動。但是，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很多看守都喝醉了。傍晚時分，看守們居然在會館裡吵了起來，互相對罵。
　　五一節這天遊行，斯維塔和同事們從研究所走到紅場。她給列夫寫信說：「我們玩得很開心。」那天下著傾盆大雨，個個都澆成了落湯雞。
　　人們唱著《如果想要身體好，就用冷水澆身》、《要像鋼鐵一樣硬》。77[1]我兩點三十分穿過紅場，兩點四十五分的時候，大雨傾盆而下。當時我在馬洛謝伊卡大街(Mamseika)，雨下得非常大，遊行都遊不了了，只好停止。我蹚著水回家，水深到踝骨(我的鞋到現在還沒全乾)。大家看著涼鞋前面露腳趾的地方往外淌水就笑，說設計鞋的時候，之所以前面要露出腳趾，就是為了往外淌水用的。市區有些地方還下了雹子呢。研究所旁邊，雹子下了一地，三四個小時都沒化。
　　那天下午，斯維塔參加紅場遊行，當她在史達林面前走過的時候，心中會作何感想？當時，蘇聯領導人站在列寧墓頂上向下面的遊行群眾揮手致意，斯維塔可曾抬頭瞧他們一眼？她有沒有想到過史達林？斯維塔的信裡極少談政治。她顯然不喜歡官僚體制，也不喜歡那種官腔套話。她對「辯證」(辯證唯物主義)嗤之以鼻，可是在研究所裡非學不可，不學不行。科學界正在進行大清洗，所謂的「反世界主義」運動實際上是衝著猶太人來的。斯維塔看在眼裡，知道來者不善。內務部的特務三不五時地來騷擾她，盤問她列夫如何如何(斯維塔去伯朝拉途中發的那些電報，至少是被他們截獲了一封，所以，他們肯定在監視她)。斯維塔小心提防著內務部的祕密警察。但她積極參與政治活動，參與公共生活。地區蘇維埃選舉時，斯維塔自願參加選舉工作。工會開會，她代表研究所出席。她是共產黨員，研究所開黨員會議，她寫報告。她在研究所裡職位不低，研究的是軍工項目，當然要透過這些政治活動來表忠心。不這樣表現，會引人注意的。但是從她來信的內容來看，她履行黨員職責，也像做科學研究一樣，勤勤懇懇，一絲不苟：黨務和科學研究，在她的職業生涯當中，這兩者是融為一體的，無法做到涇渭分明。儘管疑慮重重，她還是相信這個社會主義的理想：透過科學技術實現社會進步。宣傳口號說，古拉格勞改犯做的是共產主義偉大建設項目。這話，斯維塔也信以為真。
　　像千百萬蘇聯公民一樣，斯維塔也生活在一個雙重社會裡。一方面是相信，另一方面是懷疑。在公共生活中，她是蘇聯體制內的一個公職人員。她研究輪胎生產，這對軍工很重要，而軍工也靠剝削列夫這樣的勞改犯來發家。可是在她的私人生活裡，感情上完全站在勞改犯這一邊，寄錢，寄食品，寄藥，想辦法減輕他們的痛苦。這兩種心思互相排斥，一定攪得她有些心緒不寧吧。紅場五一節慶典，她參加了。五一節前大約一星期的時候，她做了個夢，夢見了列夫。這個夢可清楚了，一幕幕全是列夫在勞改營裡的處境。斯維塔素知勞改營裡條件極其惡劣。現在又做了這個夢，她更加揣揣不安。4月23號，斯維塔在信裡說：
　　列夫，良知和悲傷在齧噬著我的心。不知道是我昨天太累了，還是睡覺的姿勢不對，我做了一宿的夢，夢見我去看你，你現在的處境都在夢裡出現了，就像現實情況一樣——所有那些人啊，手勢啊，說的話啊，不光是熟悉，而且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樣。醒來以後，好個想念啊，那滋味可不好受。
　　斯維塔原計劃那年要去看列夫的。這個時候，她把計劃暫時擱置起來，不去了。所以，斯維塔的焦慮和這也有關係。4月2號，列夫給她寫過信，告訴她先別來，因為他已經決定要申請調轉。連接伏爾加河和頓河的大運河即將竣工，他要到工地上當個電工：
　　我想要步大鬍子的後塵(亞歷山大·謝苗諾夫，他申請調轉成功了，去了伏爾加河一頓河工地)。好處如下：一、可以減刑一年；二、那裡的工作更有趣；三、在南方。壞處是：一、工程快結束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二、工程結束以後，我怎麼辦？會把我打發到哪裡去？三、路途遙遠。總的來看，那裡對身體的影響不會比這裡差。但有另外的問題，更令我擔心：今年咱們兩人能不能見上面呢，我走了，就剩斯特列里科夫一個人了，我很不願意這樣。
　　列夫是希望斯維塔能贊同他這個調轉的計劃。三天以後，列夫又給斯維塔發了一封信：「你說了算，聽你的。」斯維塔回信，說就按他的意思辦吧。列夫「非常高興」。可是，原計劃夏天見面，這麼一來，就不一定能行了。4月25號，列夫告訴斯維塔，先不要「專程去北邊出差」，等他得到當局的答覆以後再說：
　　這類事情能拖好幾個月才能定下來。所以，不用等，早著呢。如果有什麼新情況，我就電報通知你，或者更精確地說，有人會通知你的，我不一定有時間，從得到通知到出發，一般只給幾個小時的時間就得走，不會給好幾天時間的。由於你非要寄包裹來不可……我這裡的累贅越積越多——衣櫃都滿了，我想送給尤施凱維奇(Iushkevich)，他也是勞改犯，身體有殘疾。不然就先給你寄回去，我可以委託利特維年科夫妻倆代我寄給你，或者找個別的什麼辦法郵寄。或許最好還是統統送給奧列格算了，聽你的。我會帶走幾本書，如果可以帶的話。我打聽一下，看看能不能把剩下的東西(當然不是全部，只挑選最要緊的)轉運給我：或者直接運給我，或者透過你轉給我。先不要特地安排出差，親愛的，情況會怎樣，現在真是很難說。但願萬事如意。
　　既然列夫希望轉到南方去，斯維塔就計劃夏天加入一個旅遊團，去西伯利亞南方的圖瓦(Tuva)共和國78[1]露營度假。斯維塔很想休假，但是又擔心一休假就沒時間去看列夫了。6月22號，斯維塔敞開心扉，把心裡話全盤托出：「我良心不安啊。我需要和你在一起的，可我為什麼總是心裡癢癢的要去圖瓦呢？」去西伯利亞走這麼一趟要一個月的時間，那就占去了全部假期。如果去高加索度假，回來以後就可以去伯朝拉了。前一年就是去的高加索。一個星期以後，宿營這件事泡湯了。這下斯維塔就自由了，可以去看列夫了。在這個節骨眼兒上，列夫也得到了信兒，「伏爾加河一頓河這條大運河工程，不需要勞動力了」，其他地方的工地也不需要，例如烏克蘭南方的哈科夫卡(IChakovka)水電站，其實，列夫倒很想轉到那裡去。斯維塔聽了也感到失望，不過這樣一來，現在就可以來看列夫了，所以又高興起來。6月29號晚上，斯維塔寫道：
　　列夫，我真想睡覺，但是我先不睡，我要馬上告訴你一件事：我的命運定了下來，不過不是像你建議的那樣，你說的那個選項，我從來都沒考慮過。所以，為了不耽誤事，圖瓦我不去了，就這麼定了，我可鬆了一口氣，這下離你就近了。
　　斯維塔放棄了休假，列夫打心眼兒裡感到失望。他7月17號回信說：
　　你不去圖瓦，別以為我高興。可能是有那麼一天晚上，剛聽說你計劃要去圖瓦，那會兒我心情不太好，我承認是這麼回事。但後來，我心情就好了。我一直都是想要你去度假的，真是不好意思，我居然還有不願意你去度假的時候，想來真是無地自容。
　　斯維塔現在按照計劃，為伯朝拉之行做準備了。伯朝拉，她打算8月份去。臨去之前，先去一趟高加索，到了高加索，把假期延長四天，就能去伯朝拉了。然後，從伯朝拉直接回莫斯科上班。1950年那次去就是這麼辦的。斯維塔7月15號寫道：
　　昨天，所長批了，允許我延長四天。所以，如果不出什麼差錯的話，會一切順利。旅行券是七天。我9—10號到家，也就是說，我13—14號和你在一起，20號回到莫斯科上班。
　　斯維塔於8月15號到了伯朝拉，好像是住在阿爾萬尼託普洛夫婦家中。阿爾萬尼託普洛給她帶來列夫的一個便條：
　　歡迎，斯維塔！雖然可喜可賀，但是這次可能不能像上次那麼痛快。首先，差不多一個月以來，他們只讓在勞改局總部探視，不准在各營區探視了，不像去年那樣是在「我們區」，不是像尼古拉父親里列耶夫那樣，也不像利特維年科那樣了。所以，很可能我們不能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了，再說，他們非有人在場不可(指看守)。因此，就申請見一次吧，不要多申請了，尤其是你的時間還這麼有限，像你說的，20號還得回到辦公室上班。如果你假期的日期沒變，明天不走不行麼？或許，你可以帶阿爾萬尼託普洛一起去，也許他能幫上忙，把會面地點改在我們營區這個看守室也說不定。既然只讓見一次，或許會延長兩小時以上呢。但我不抱太大希望。一般來講，這裡現在比以前更緊了，限制也多了。看守都換新的了，原來的老人兒，一個都沒了。所以，親愛的，要做好最壞的打算，當著他們的面，別漏出不滿的情緒。別理他們。不管怎樣，你會給我講一路上的見聞，還會講我姨媽、尼(指尼基塔)大叔、卡佳姨媽，亞歷山大·伊凡諾娃(AleksandrIvanov，斯維塔的爸爸)，所有其他人，包括阿列克……
　　列夫做了幾個玩具，託斯維塔帶回去，在9月1號開學前，送給自家孩子和朋友們的孩子：
　　順便說說那三個小玩意兒——請給阿爾卡一個，作為開學禮物吧(或者什麼時候最好，由你定)；給阿連卡(尼娜的女兒，十一歲)一個，作為生日禮物；還剩下一個，你愛給誰就給誰(萬一路上弄丟了一個，這個就是備用的)。這幾個東西，恐怕只是徒有其表，拿給明眼人看，真有點不好意思。我不說，你看不出來毛病，其實每個都有瑕疵，品質檢驗部門肯定不會驗收合格的。但是，當兒童玩具還可以，給的時候可要講好條件：丟了不許哭。
　　斯維塔與列夫見面，一定是見到了不止一次，因為她17號那天收到這封信的時候還在伯朝拉(不過，好像不在阿爾萬尼託普洛家住了)：
　　親愛的斯維塔，早晨好！
　　這件事也別忘了：趁阿爾萬尼託普洛在家，去拜訪一下——禮貌性拜訪。科·西79[1]求我一件事，昨天忘了告訴你：如果這裡的商店有煉乳，如果你有時間進去買，請買四瓶左右，來看我的時候帶來。之所以請你代勞，是因為他求別人不容易。或許你可以求維克托去買，買完帶來就行了。
　　如果你沒辦法買也沒關係。
　　斯維塔，暫時就寫到這裡吧。列夫
　　那天晚些時候別人帶來一張便條，確認已經安排好，當天晚上見面：「好的，斯維塔，七點後見(他們七點檢查)。可能七點到了以後得等著。但願一切順利。」
　　斯維塔是第二天早晨走的。菜園子裡種了花，列夫採了一束，送給斯維塔，讓她帶回家。三天以後，斯維塔回到了莫斯科：
　　列夫，我到家了。車上的人都很好，就是有點擠，不過，越是擁擠越熱鬧，大夥兒好歹都睡了點覺……我們是一點左右到的。我跑回家去沖了個澡。然後吃了點午飯，四點鐘就睡著了。我八點起床，但是起床到現在還沒完全醒過來呢，一會兒還得上床去睡。我接到你兩封來信，還有一封是奧列格來的，是深淵裡發出的呼喊，是寫給你的……當然囉，火車上誰都沒有花。我一路拿著花回到家，路上沒辦法放在水裡。那一大束鮮花，一半放在了行李架上，另一半放在了座位底下……好了，列夫，暫時先寫到這裡吧。保重身體。
　　斯維塔走後第二天，列夫給她寫了這封信：
　　我親愛的斯維塔，這麼早我就得起床了，沒有你天色總是黯淡多了。剛才我去把變電所的開關打開，不管我走到哪裡，都浮現出你的身影，響起你的聲音。今天做的事還不少，我迷迷糊糊都做完了，好像是在睡夢當中似的。明天我一個人值班，所以很難寫信，不去想你那就更難了。但是我的感覺還不錯，親愛的。
　　像以前一樣，斯維塔一來，列夫就感到精神振奮。8月23號，列夫寫道：「這幾天，我感覺好極了。工作得心應手，看什麼都不生氣了。別看我三不五時地吼叫幾聲，那是表面，沒真生氣。」
　　斯維塔正好相反。回來以後，不知不覺地像個洩了氣的皮球。她28號那天寫了這麼一封信：
　　我回來正好一個星期，上次給你寫信到現在也正好七天。莫斯科的氣候給我的感覺很不好。第一，到處都很沉悶——看電影，上班，坐地鐵，坐火車，坐電車。第二，我只想睡覺。第三，我腦袋一片空白。這不能怨氣候。也不能怪我的腦袋，要怨只能怨我自己，我總給腦袋出難題，根本解決不了的難題，不是難為它嗎。回莫斯科，還沒下火車，這麼多破事，心裡就開始煩了：所裡有個新的研究項目，本想堅決不幹，可是不幹，我的「科學生涯」就砸了，以後就混不下去了。幹吧，就得拿出吃奶的勁來，我知道不幹不行，可是幹也幹不出什麼名堂來……怎麼辦呢？天天愁得我團團轉，對實驗室的工作一點兒興趣都沒有。
　　斯維塔感到很灰心，連攝影都不想玩了。9月12號，列夫給她回了下面這封信：
　　斯維塔，你這個人真夠嗆，總是找外界的東西來數落自己。當然，你最近照的照片，我沒看見，是有可能照得不怎麼樣。但是，照得好你也不會高興。——你會說：是瞎貓撞上死老鼠，下次再照，一定好不了。不管怎麼說，希望你別把攝影荒廢了，給我寄幾張，看看你的手藝。我更想看看你自己的照片(別人給你照的照片)。別人給你照相，你最不感興趣了。所以呀，你看看，我這麼一自私，就和你的興趣(照相)撞車了。但是，你為別人照的照片，我也喜歡。別害怕，把你的照片統統給我寄來。我不會給別人看，即使照得不錯，我也不給別人看……我只想自己看。
　　那年秋天，斯維塔起早貪黑，忙得不可開交，又是給全蘇國家標準總局(該局監管制造業產品品質)寫報告，又是去列寧格勒各工廠檢查工作，還要參加勞動隊，去莫斯科地區的集體農莊，幫忙收割莊稼。1952年初那幾個月，濟德齊克患病住院，行政上的事都壓到她一人頭上，這麼一來，她的工作比以前更繁重了。有一次，斯維塔得了蕁麻疹，非常嚴重，筆都拿不住。她給列夫的信裡說：「蕁麻疹可不是皮膚病，完全是另一回事，又疼又難受，只有一點讓人感到安慰，就是蕁麻疹不是癌症，不是肺結核，不是……」
　　斯維塔的憂鬱症又犯了，越來越重。媽媽催促她快去找個順勢療法的大夫看看。那大夫一看，給她開了一種腰果屬的草藥。當時普遍用這種草藥治健忘症和煩躁易怒。斯維塔告訴列夫：「好像有效。所裡大家都認識我，但是每年秋天新來的女生，名字我總也記不住……我動不動就罵人。」她發起怒來，列夫有時也免不了挨罵。3月19號那天，列夫給她寫信，說收到了尼基塔叔叔一封信，信裡說，想到列夫，想到列夫的種種優秀品格，心裡就覺得安慰，列夫是他唯一的慰藉，只盼有朝一日能和列夫一起生活。列夫在信裡寫道，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怕寫不好，一看好像故意謙虛似的。」斯維塔3月26號的回信是這樣寫的：
　　要是有人拿鞭子狠狠抽你一頓就好了，列夫！依我看，這件事最好不要寫。第一，你說的，他不會信。第二，即便他相信，你為什麼非要寫這件事啊？不想說謊？不一定說實話就好，那可不一定。為了滿足你的虛榮心(「啊，瞧我多麼實在！」)，你把人家的理想奪走了，也就是說，你給別人造成了痛苦。現在失望，將來就不失望了：這個邏輯真棒！尤其是你不知道將來會不會更加難辦。有的時候，我也恨不得馬上把別人的幻覺捅破。不過，我心情壞極了的時候才那樣想。心情好的時候，我就想，最好還是讓孩子們高興去吧，別掃他們興。列夫，向上帝保證，我可沒說瞎話……再說，你的缺點都在那裡呢，並不是你數出來一個就少一個。我不是說你，是泛指：我的缺點更是不少……你是個好人，列夫。我不好，怎麼個不好法兒，我能給你寫出一大篇(我寫了那麼多信，明擺著的，一看就看出來了，不值得專門浪費一封信來歷數我的不好)。
　　這是列夫在伯朝拉的第六個冬天。這個時候，他正在為活命而掙扎著。像往年一樣，勞改營根本沒有做好防寒的準備，經常停電。在列夫這個勞改營裡，很多宿舍都破爛不堪，急需修理。流感、壞血病正在流行，沒有藥治，必不可少的維他命也沒有，衛生所裡東倒西歪地躺了一大片。太多了，醫生治不過來。1952年1月，勞改犯每天發病人數一百二三十人(占這個勞改營在押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左右)。宿舍同屋的住院了好幾個，列夫去醫院看他們。他寫信告訴斯維塔說：「大家都吃不飽，抗壞血酸也不夠用，所以大家身體都很虛弱。」患肝炎的非常多。科農·特卡琴科得了一種重型肝炎，在衛生所裡躺了八個月。斯維塔上次來給他帶了煉乳。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病得很厲害，簡直認不出來了，皮包骨頭。基本上走不了路了，話也說不出來了。」斯特列里科夫沒熬過去，也得了肝炎。他患膽結石和肝病已經好幾年了，病得很厲害，現在又併發了肝炎，後來每天吃「集體農莊」種的蔬菜才漸漸好了起來。到了1952年的時候，斯特列里科夫只能靠綠色高麗菜80[1]和植物油活命了。
　　每年3月8號這一天，列夫都要給斯維塔寫信，祝賀她國際婦女節快樂。1952年，他的節日祝賀信寄得太晚了，拖到3月12號才寄出去，但是他的信是一封特殊的信。他有生以來最重要的人都是女性——姥姥，姨媽，斯維塔。他給斯維塔寫信，心中充滿了敬意和感激：
　　斯維塔啊，親愛的，三八節的祝賀還沒給你寄呢，你比誰都應該得到節日的祝賀。值此節日之際，應該向你致以特別的敬意。你謙虛，不會受我一拜。不過，我可以盡情說心裡話，不怕別人說我。世界上有女性存在，最讓我高興了。我對你們所有的女性都懷有最崇高的敬意，比對一般人的敬意更加崇高。如果文采不夠，很難把這種感情用文字表達出來。弄不好，肯定不入耳，聽起來好像誇誇其談的空話似的。即使涅克拉索夫有詩在先81[1]，我還是想試一試我的手筆。因為，在我的生活中，從幼年開始，對我最好的都是女性，是她們把我拉拔長大的。她們心中沒有自己，只有我，比如我姥姥。還有其他女性，她們實為人類的楷模，面對人生的磨難，她們心地善良，意志堅強。她們洞明世事，文靜裡有睿智，活潑中蘊含幽默，孜孜不倦地勞作，堅定不移地愛護著我。她們的恩情，我永遠報答不盡。想來，心中非常不安。
　　我生活中有很多女性，我景仰她們的品格，不管她們做出什麼錯事，不論是我親眼看到的，還是聽別人說的，都改變不了我對她們的看法。的確，世界上好人少，壞人多。但是一個好人的善良足以彌補多個壞人的邪惡。我姥姥莉季婭·康斯坦丁諾芙娜(Lydia Konstantinovna)，她的妹妹，麗莎，伊莉莎白，亞歷山德羅芙娜(Aleksandrovna，尼基塔叔叔的妻子)，列麗婭(Lelya)，還有很多，我一想起這些女人，就油然產生一種最深切的敬仰之情。我姥姥忍受了多大的悲痛啊，她那麼堅強的意志，也被壓垮了，她遭受了多少不幸啊！她堅貞不屈，永不絕望，得有多大的毅力啊！她對人總是寬宏大量，精神總是那麼純潔，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看到有人無力獨自抵擋這樣的困難就不斷伸出援手，這是多麼偉大啊！有多少女性能比得上我姥姥啊！如果沒有她們，這世界會多麼黑暗啊！斯維塔啊，還用我說嗎，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所認識的所有最優秀女性的品格。
　　親愛的，我的斯維塔。
　　從1952年春天起，木材廠的勞改犯人口數量開始下降。很多人刑滿之後釋放了。過去是放了舊人就大批抓人來填補，這次沒有再抓人進來。這個現象是全國性的。古拉格這個大監獄在慢慢關門歇業了。刑滿釋放的人，走了，剩下沒出去的，有親朋好友在外面，給他們找了很多支持者。這下子聯繫面廣了，也人多勢眾了。剛剛獲釋的勞改犯，一回到社會上，馬上就可以回過頭來幫助那些還沒出來的。很多勞改犯沒了家，沒了家人，刑滿釋放以後也沒處去，工作也沒有。所以，這個非正式的關係網對他們特別重要。刑滿釋放人員，大城市一般不讓他們住，擔心他們心懷不滿，言論會擾亂民心。所以，他們需要親朋好友的幫助，幫他們安頓下來，資助他們錢，找到工作以後才能自立。
　　1952年3月，雷卡洛夫八年刑期滿了，他出獄後去了莫斯科。他姐姐家住在莫斯科。姐姐和家人商量，把他安置在哪裡，怎麼活法。他身體非常差，肺結核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列夫委託斯維塔幫助他：
　　他只剩下一個肺葉了，還不是完整的肺葉，走路都費力，上不來氣，渾身沒勁。他想搬到吉爾吉斯去住(但不確定那裡的氣候能不能受得了)。可能哈薩克北部，他覺得也行。他和母親、姐姐關係很好，但是他自己處境不怎麼好。詳細情況，他沒講，沒時間了，電話上又不好直說，但是他答應給我寫信，在信裡告訴我。他如果有時間的話，想來看你。我對他說，不要特地來，每走一步都很費力。但是我代表你答應了他，如果身體允許的話，你會去拜訪他。
　　十天以後，雷卡洛夫還沒聯繫斯維塔。他消失不見了。3月26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現在可能太早了。明後天我去找他……他姐姐好像名叫瑪露西婭(Mamsia)。她住哪個單元，我記不清了，到時候看吧，哪座樓，哪個樓梯口，我都還記得一清二楚。」
　　下一個要刑滿釋放的就是阿尼西莫夫。3月5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廖沙(阿尼西莫夫)已經收到出獄的批准文件了。沒有他，這裡更無聊了。這裡的人，除了柳布卡(德爾列茨基)，只有和他才能真正談心。」阿尼西莫夫是莫斯科人。
　　他如果克服了靦腆心理，下次去莫斯科市外的住所，途中會順便來看看你，喝杯茶。他這個人很不錯，我以前跟你說過好幾次，很直爽，通情達理，可是一有人在，就靦腆起來，話也少了。他愛喝茶，最愛加了果醬的茶(給你透露點小祕密)。
　　阿尼西莫夫是3月12號出獄的。列夫擔心他剛釋放出獄，穿得破衣爛衫的，會不好意思去見斯維塔。阿尼西莫夫3月16號到了莫斯科。他在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82[1]給斯維塔寫了一封信，說他得了流感，胃又痛，所以不能來看她了。斯維塔已經把果醬給他做好了。她給列夫寫信說：「早知道他在火車站坐著，我就會去找他了。這麼多節外生枝。等天氣暖和點了，也許他就會來了吧。」斯維塔把果醬放在櫥櫃裡，給他留著，可是阿尼西莫夫後來還是沒露面兒。過了五個月以後，他給列夫寫了一封信，解釋了一下原委：「那天，我到了車站，在板凳上坐了一個半小時，然後作別了莫斯科，就繼續忙我的去了。」阿尼西莫夫本來是個合格的工程師，但是他有勞改的前科，所以工作就不好找了。去工廠當鉗工還行，於是，他就去找修理類的零工做。
　　隨著勞改犯大批釋放出獄，勞改營漸漸衰落了下來。列夫寫道：「人越走越多了。由於缺原材料，勞改營不像以前那麼盈利了，這樣管理人員也必須減少。真可悲，沒走的都是那些工作不怎麼樣的人。情況到處都是這樣：勞動力短缺，效率低下，生產力下降，費用上漲。費用主要都花在看管犯人上了。這時候的犯人，你越讓他們做粗重、勞累的工作，他們越不服管教。勞改營的經濟狀況越來越糟。到了1953年，內務部維持古拉格運轉的開支是勞改營收入的兩倍。內務部好幾個高官對強制勞動的效率表示懷疑，有人甚至主張把勞改營裁掉一些，把部分勞改犯轉為普通工人。但是史達林不同意，他非要把勞改制度推行下去不可。所以，這些想法，誰也沒認真報上來過。
　　古拉格制度的衰落，在木材廠暴露得非常清楚，一眼就能看出來。1952年，蘇共的檔案裡寫的大多是浪費、低效、竊盜、暴亂，還有就是勞改犯不給報酬就不工作。1952年上半年五千多個工作日/人就這麼沒有了，計劃只完成了百分之六十。勞改營管理局急了，逼迫勞改犯工作，手段更加狠毒了，每班時間延長到十四個小時，病了也不許休息，還得照常出工。結果激起犯人暴亂、罷工、怠工。身體強壯的人禁不住折磨，都瘦弱不堪了。1952年前六個月，木材廠發生三起集體出逃事件(兩次出逃成功)。
　　這個地方敗像比比皆是。多年以來，勞改營內從未清理過，廢木頭、樹皮、鋸木屑、磚頭、繩索，在木材廠和各車間周圍堆積如山。冬天河面上凍了冰，這些廢料，有的就搬到河面上燃起了篝火，沒搬走的，繼續堆在那裡，成了火災的隱患。列夫進勞改營最初那幾年，偶爾在周圍還能看到美的跡象。可到了1952年，全都沒了。他寫道：「客觀地說，這一帶沒什麼好看的東西了。到處都蓋起了房子，垃圾成堆，樹都砍倒了。夏天，花也沒有，漿果也沒有，三年前還有呢，現在都沒了，甚至草都看不著了。什麼都沒了，只剩下天空了。」自從來到伯朝拉第一天起，列夫就常常仰望蒼天。逃不出勞改營，只能仰頭望去，逃向雲天。他在北極光裡看到了美，在浩瀚夜空的群星裡發現了美。8月12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夕陽西下，留下悠長的晚霞，漫天神奇的色彩，神奇的效果，你怎麼捨得走開——站在那裡，頭朝後仰起，直到凍得牙齒打顫(秋涼已經感到了)。今天多雲，天空灰濛濛的，悽悽慘慘慼戚。可是，傍晚時分，東邊天上那沉悶的烏雲啊，忽然之間散了個淨，霎時間碧空如洗，瓦藍瓦藍的，就連高加索山區那蔚藍的晴空都要嫉妒了。過了半小時，已經退到地平線下面的太陽忽然在暴風雨的雲層裡找到了一個小小的縫隙，驀然傾瀉出橘黃色的萬丈光芒，一大片松林一下子亮了起來，洋溢著一種暖意，不是紅色的暖意，而是一種淡淡的黃綠色的暖意。這種景象，我可是從來都沒有見過：松樹不是樹了，一裸棵變成了發光的倩影，映襯著火焰般的明亮；松林裡飄出了一縷青煙，在晶瑩剔透的空中嫋嫋娜娜，整個松林都好像活了起來。天上的星星睡了一夏天的覺，現在都醒了83[1]。我也感謝群星，謝謝它們出來看我。
　　列夫望著天空，心想，此時此刻斯維塔可能也在望著天空吧，列夫想她的時候，就仰望雲天。
　　1952年，發電站用紅磚新砌了一個煙囪。建完之後，勞改營的頭頭們才恍然大悟，煙囪高度還沒測量呢。於是號召志願者拿一根繩子爬到煙囪頂上去量。煙囪側面有鐵把手，是從磚縫裡凸出來的。謝爾蓋·斯卡托夫(SergeiSkatov)是廠裡的司爐工。列夫和他一起，抓著那一個個小小的鐵把手，一點一點爬到煙囪頂上，並排坐在煙囪口那窄窄的沿兒上，離地面大約有四十公尺高。放眼望去，前面是一條大河，河那邊是一片松林，他們兩人面朝南，向著莫斯科的方向極目遠眺。列夫進勞改營快七年了，這是第一次看到勞改營外面的世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景：
　　我想看看外面是什麼樣子，看看勞改營周圍都有什麼，看看河水是怎樣流的，流到哪裡去了，河對岸有什麼東西。我們在上面坐了一會兒，然後爬了下來。我兩腳剛一著地，就覺得後背一陣劇痛。是坐骨神經痛。我倒在了地上。如果早幾分鐘發作，我可就完了。
　　列夫和斯維塔，不管兩人多麼相互信任，彼此多麼海誓山盟，一旦斷了音訊，或者該做的事到時候沒做，他們兩個都往往非常緊張。1952年，斯維塔沒來看列夫。這可是1947年以來頭一回。她本來打算6月份去鄂木斯克和基洛夫兩地出差回來就去看列夫的，但是從那邊兒回來以後得了蕁麻疹，非去醫院看病不可，於是就直接回莫斯科去了。她想9月份再去伯朝拉，但是9月份她媽媽阿娜斯塔西婭還在病著，斯維塔離不開，得在家照顧她。7月19號，斯維塔在信裡寫道：「媽媽還不見好。如果沒有人照顧她，給她做飯，她就不吃了，病情會更嚴重的。這一陣子我走不開，過些天還應該領她去哪裡走走。」列夫8月6號回信說：
　　我覺得，你今年，實在應該待在家裡，不要到北方來了。你有這麼多事要做，時間不夠用，面面俱到是顧不過來的。即使你身體非常好，今年要出力的地方也比往年多。你需要在家照顧你媽，帶她去哪裡走走，你自己也要把身體養好，問問伊琳娜·克勞澤什麼時候休假，最好你們兩人一起休假。和同事銜接好假期可不容易，濟德齊克什麼時候休假，應該和你的休假銜接好。斯維塔，或許我們可以等一等，等今年這幾個月過去再說？
　　斯維塔這個夏天全陪她媽媽了，領她去大大小小的醫院看病。8月份，阿娜斯塔西婭被診斷患有脊柱骨關節炎，疼得她經常哭，夜裡也睡不著覺。9月又說她得了肺結核。阿娜斯塔西啞臥床不起，覺得好不了了。斯維塔又得照顧媽媽，又得照顧爸爸。爸爸亞歷山大也病了，是肝有病，但沒確診是哪種類型。9月28號斯維塔寫信說：「爸爸的症狀是脅痛，體重減輕很多(今年夏天掉了四公斤)。」從7月到9月，斯維塔忙得要死，下班回家就侍候爸媽，爸爸去醫院檢查的時候，她就在家和醫院之間來回穿梭。白天出去給家人買東西，夜深人靜的時候給列夫寫信，這時候已經是筋疲力盡了，眼淚禁不住往下流。她的信寫得像醫學報告似的。
　　到了10月份，斯維塔還沒死心，希望能有時間去看列夫。不過，列夫再一次勸住了她。10月20號，列夫在信裡說：「你媽的身體狀況，如果你心裡沒底的話，最好等她好點了以後，出去好好休幾天假，滑溜冰什麼的，放鬆放鬆。不管怎麼說，不要到這裡來，一來就把時間都花在路上了。今年我們樣樣事都不順——你的身體，你媽的身體，還有就是時候趕得不巧，正好趕上現在這幾個月。」四天以後，列夫給卡佳姨媽寫信，把自己擔心的事告訴她：「斯維塔來信說，你答應過她，星期天要去看她，可是你說來卻沒來。她擔心你可能是病了，但是她自己又來不了，因為她媽病了。她家現在難處很多。」
　　11月，斯維塔終於請了假：整個11月都在家伺候她媽。11月8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假期過得真快，轉眼已經過了一個星期，四分之一時間沒了。這可不好。媽媽已經習慣有我在身邊了。昨天我出去了一會兒，媽媽就抱怨了，說我把她給忘了。今天一睡醒就叫我哪裡也別去，簡直像個小孩。」
　　列夫越是見不到斯維塔，就越是夢見她。12月24號，列夫寫信說：「我算錯日子了，斯維塔。今天沒有你的信。我做夢又夢見你了，經常夢見你，但是夢並沒有給我帶來快樂。因為夢醒以後，那個滋味真不好受，好傷心，醒來以後也忘不了夢中的情景。」三天之後，列夫又寫道：
　　我把書和報紙放在一邊，閉上眼睛，盡力把腦袋裡想的都驅逐出去，什麼電場、離心調節器、一致轉動(coherentrotation)啊，都不去想。於是你就在我的眼前浮現了出來，非常清楚，我覺得喉嚨發乾，想拉起你的手，眼淚卻流了出來，我雙手摀著臉，哀嘆你離得這麼遠。我夢見了你那件紅毛衣(過去那件，現在早沒了)，夢見你臉旁邊有一縷頭髮翹了出來，夢見你眼睛裡的眸子，濕潤的眼瞼。我還夢見你把手放在膝蓋上，手心的紋路清晰可見。我想反覆對你說，世上沒有比你更好的人，只要想起你來，別的一切都黯然無光了，都不足道了，都無所謂了。
　　一年一度的除夕夜又到了。列夫是和斯特列里科夫實驗室平時那幫朋友在一起過的。1月2號，列夫給斯維塔描述了一番昨夜除夕的情景：
　　這裡寒流來了整整一星期了，氣溫從零下四十二度降到零下四十七度。各車間都停工了。出去不帶棉手套，一會兒也受不了。連麻雀都凍僵了。有個麻雀飛進我們宿舍取暖來了，在我們這裡已經待了兩天了，是個小不點。除夕夜，我們是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過的，一起迎來了新年。就我們三人。大個子利特維年科還沒出院，特卡琴科怕冷，沒來。瓦麗婭給斯特列里科夫寄來了漂亮的菸斗、菸絲，還有一頂帽子。我為他高興，他自己也很高興。這禮物確實讓他的精神為之一爽。
　　列夫三個星期沒收到斯維塔的信了，夢裡越來越焦急。他1月6號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沒有你的信，沉悶得很。一連三天都夢見了你，夢見我們把設備運到你的研究所，你出來接收，但是我沒能和你說上話，後來就找不著你了，顯然你已經走了，什麼都沒留下，只在送貨單上留下了你的簽名。後來發現，那個簽名根本不是你的。
　　又過了一個星期，還是沒有斯維塔的來信。1月10號，列夫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你怎麼不給我寫信呢？你的信一停，我就開始多心了，啊，胡思亂想起來。偶爾我還能做出理性的推理，但是，即使用最合理的邏輯來推理，也推翻不了那最不合邏輯的假設，尤其是現在，生活中並不是一切都是合乎邏輯的。也不費什麼事，寫兩行就行。
　　三天以後他又寫了一封信：
　　明天郵差來。現在，我明日復明日地等待，稍稍有點絕望了。而在過去，空等一天沒等到信，我就會自我安慰：沒關係，今天快過完了，或許明天會有信來吧。
　　列夫最害怕的就是怕斯維塔把他給甩了。其實呢，斯維塔這些天是去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和鄂木斯克出差去了。她原以為用不了這麼長時間呢，可是輪胎工廠問題多，耽擱了。1月18號，斯維塔終於回到莫斯科，一到家馬上給列夫寫了一封信：
　　你說寫兩行，不知為什麼，我覺得兩行可不容易寫啊。其實，我寫長信倒是更容易，雖然寫長信時間要長點，但是長信容易寫。出差本來打算去七天的(光在路上就要五天)，好像我寫信告訴過你的。本來一個星期很短，沒什麼值得擔心的，但我還是帶了信封和信紙。隨身帶著，為的是寫信。可是，卻沒能抽出時間來寫……往往是前一天下定了決心，第二天一定要寫，可是到了第二天，事更多了，更忙了，於是就尋思，過三四天再寫吧……我唯一感到安慰的，就是只要你愛我，就不會生我的氣。這是愛情的特權，有了這個特權，做了什麼事也沒關係。不過，對不起啊。我要儘量乖一點兒……我到家一看你的來信，簡直想哭，可是我哭也沒地方哭，再說，要哭也沒有時間。
　　1月27號，列夫寫了回信：
　　我親愛的斯維塔，請原諒我，再一次原諒我。我寫了那些信，都怪我愚蠢。斯維塔啊，親愛的，是我一時糊塗，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就知道一件事：不應該吼叫，也不要生氣，但是別的沒能忍住：一來掛念你，二來害怕你不愛我了，第三呢，我想你，越想你越掛念。除此之外，心裡還有點嫉妒，我生自己的氣，恨自己太愚蠢，好想把一肚子苦水都說給你聽。憋在心裡的話，實在忍不住了，我簡直要絕望了……斯維塔啊，真不好意思，寫這些難為情的事。親愛的斯維塔啊，你不來信，我還以為你不是沒時間，而是另有原因呢。不過，親愛的斯維塔啊，當時我確實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你打算走多長時間——你的日程可能忘記告訴我了，我只能這麼推測：按照你1952年的計劃，12月底你應該會回來了。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的問題，鄂木斯克的情況，我都不清楚。原則上，兩地的狀況是能夠推測出來的。我頭腦清醒的時候，也確實想到過。不過，我清醒的時候不多哦，那怎麼辦呢？
　　斯維塔啊，親愛的，我的信都快要把你給說哭了，真讓我心疼。我後悔也來不及了，當時真應該多為你著想才是。
　　你18號的來信，我是一個小時前才收到的。我正要去上班呢，你的信就到了。斯維塔啊，其他一切事項，稍後給你寫信告知。目前倒沒什麼新鮮事。我親愛的斯維塔。我們倆的事，儘量爭取一切順利，好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