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三進虎穴探監

　　我親愛的斯維塔，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了祝你「新年快樂」的時候了。我想，今年我祝願你的應該是那些最簡單的事情，你也應該祝願你自己實現這些簡單的事……你親近的人不必祝你如何如何幸運，幸運和幸福一樣，太含糊了，和我們所處的境遇不太吻合……我想要你更加笑口常開，給自己唱更多的歌，哼唱給自己聽。平時，你見到有趣的事就眯起眼睛來細細查看，所以我祝願你更經常地眯起眼睛細細查看，看到什麼東西使你高興，你就微微揚起眉毛、睜大眼睛看，所以我祝你睜大眼睛高興地看。我想要所有這些愉快的表情更經常地停留在你的臉上……所以，親愛的斯維塔，繼續做這些日常小事：你的辮子要好好保養，請不要疏忽了，如果把辮子剪掉，別讓頭髮亂了，這是第一件事。第二，星期天要出去消遣消遣，不要做家務，也不要做公務，滑雪啊，溜冰啊，划船啊，去哪裡走走……
　　親愛的斯維塔，保重身體——歸根結底，這是最重要的祝願。這裡應該用最高級的副詞來加強動詞，形容詞就不必用最高級啦。
　　1949年初，斯維塔煩惱的事不少，除了有大量的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傷腦筋的事。研究所的行政工作壓得她喘不過氣來，她的實驗室正準備搬上四樓去，房子改建裝修的工作千頭萬緒，手忙腳亂。與此同時，她又要組織人手，進行橡膠壓縮的新研究，又要向部裡索取更多經費，還要寫規劃來落實五年計劃的指標。斯維塔不喜歡這個工作。她寫道：「這個工作一點兒樂趣都沒有。」壓力越來越大，精神越來越緊張，斯維塔很擔心，「不該批准的事，如果批准同意」，萬一出了錯兒，那可就要吃不了兜著走了。
　　當時冷戰正在高潮，蘇聯科學家受政府打壓，並且壓力還不斷加碼。物理學家遭到批判，有的還被開除公職，不是說他們「向西方低頭」，就是說他們對量子力學的「唯心主義」哲學死抱不放。1930年代就已經批判過了，現在又拿出來批判，說是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違反辯證唯物主義，那還得了，那可是馬列主義的「科學」根基啊。有些科學家被清洗了出去，說他們是「世界主義者」(暗指猶太人)，不可留用。蘇聯政府說，猶太人這些「世界主義者」是一個「反對愛國的集團」，給他們扣上一個大帽子，說蘇聯在反西方，而他們卻破壞蘇聯的藝術和科學。1949年1月發動了「反世界主義」運動。這運動一經發動起來，研究所裡至少有兩位斯維塔的同事(維塔里·愛普施坦和拉扎爾·維尼茨基)就被開除了。莫斯科城裡不准他們住，他們被迫到莫斯科市外去找工作。各研究所把很多蘇聯猶太科學家都解僱了。因為斯維塔和各科學研究院所都有聯繫，所以很清楚這些內幕。
　　這一切都在影響著斯維塔的健康和心情，列夫知道了心裡很著急。斯維塔在服用魚肝油和鎮靜藥魯米那。她告訴列夫，服這些藥是為了「鎮定一下神經，以免按捺不住怒火，否則逢人便要大吼大叫了」。這個鎮靜劑好像有效。她給列夫寫信說：
　　多虧這些藥丸幫了我的大忙。首先，我總算能撐住了，現在只笑不哭了(可能笑出來就不哭了)；其次，雖然還是沒有食慾，但是體重已經不往下降了(我在工廠時稱體重五十六公斤)。大家都說，我的臉色漸漸比以前好了。
　　雖然斯維塔自己從來不炫耀自己長得好，不自詡回頭率高，但是大傢伙都覺得她楚楚動人。有一次，尼娜·謝瑪什科家舉辦派對，斯維塔也去了，不知不覺間和幾個朋友暢談到深夜。當時，帕維爾也在座：
　　帕維爾我認識，但關係並不密切，突然間，我和他有了共同語言，這可是十三年來頭一次。當時談的是人道、幸福、工作，還有其他高尚的話題。我得承認，如果滴酒未沾，我萬萬不會信口說起這些事。我回到家已經凌晨三點了。帕維爾送我回家，他也有三分酒意，竟然怪罪起我來，說我在過去明知道已經有了你，卻還對他說這說那。我發誓，我記得，和他說的話總共也不超過兩個詞呀。我一直以為他心裡只有寧卡(Ninka)—個人，對我不感興趣呢。如果我對他說過什麼話，可能也只是為了敷衍，為了不和他說什麼認真的話吧。如果不說敷衍話，那就只剩下認真話了。而認真的話，要嘛是話趕話，說到那裡了，不說不行，要嘛是本來沒想說，一不留神就說了出來。我根本就不想和他說認真話，所以只好敷衍他了。
　　對斯維塔感興趣的男人可不止帕維爾一個。戰爭結束那會兒，發生了一件事，斯維塔1948年的時候對列夫講過。當時，斯維塔和她的朋友伊琳娜·克勞澤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此人和一個有婦之夫發生了風流韻事。斯維塔和克勞澤爭論起來。斯維塔不贊成她這位朋友這麼做，說這等於是說謊，令她想起一個青年人：
　　那年輕人當時正打算結婚，再過一星期他們就要舉行婚禮了，正在這時，忽然我出現了。我們見面談了一談。他對我說，他遇見的人都不如我好，他的未婚妻也根本比不上我，所以他極為痛苦。我回答說，我在等列夫(當時是1945年)，並且問他，既然他的未婚妻不是最佳人選，為什麼這麼急於結婚呢？應該等到遇見別的人再結啊。他說再等也沒用。不管你選了誰，總有一天會遇見更好的人。為了對得起良心，一旦選定了人，就得把眼睛閉起來，別人就不要再看了。既然為人說話要算數，要娶人家，一切也就這麼定了。我說，這麼對待那姑娘有點不恭。這種盲目地講良心，我接受不了。這樣的良心是拉著你的尾巴用力往後拖，我不需要這樣的良心。或許，當時我是少不省事，一時糊塗吧。
　　可能也是斯維塔幸運：明知道已經有了心上人，即使還不能團聚，畢竟已經找到了真愛。
　　列夫也有同感。他不需要將斯維塔和任何人比較，因為愛的就是她。
　　至於「最佳」人選，將來你就閉上眼睛吧，不用再找啦。當然，閉上眼睛可不行，閉著眼睛怎麼活呀。在這大千世界，肯定還有更好的，世界比「她」大呀，但問題不是這麼回事。世界也比「我」大，要讓我清談起來，還是用第一人稱比較容易，所以我用「我」和「你」這兩個代詞。歸根結底，在我眼中，你是「最好」的。我不需要任何別人。即使是示巴女王(Sheba》64[1]，我也不稀罕，因為我愛你，愛你的一切資質，就連你的缺點我都特喜歡，你的優點更是我快樂的泉源。當然，剛認識的時候，那感覺是來自令人愉悅的優點的，後來就無所謂了……失望的情緒常常對愛情有影響，外部環境也會有影響——會造成吸引力消失，等等。但是，如果相知甚久，也就是說，不是認識一個月、一年，而是認識很多年，那就沒這個危險了。反正我就是這麼想的。人常說紅顏知己，至於紅顏會不會褪色，白頭髮多了幾根，那都不重要了。在這方面，常識一點用都沒有，尤其是我，根本不理會常識。我愛你，別的沒什麼好說的。愛會持續多久？現在看起來，真要海枯石爛心不變呢。以前把握沒有現在這麼大，剛剛分別那會兒，是那種心情，但是現在，我堅信、堅信、堅信。別的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列夫覺得，如果一個人心有雜念，見異思遷，還想找個「更好的」，那他就失去「激動的能力」了，再也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了。他在信中寫下「常識」這個詞的時候，心裡想的是世俗那些「虛偽的空話」，比如馬雅可夫斯基最後一部長詩《放開喉嚨歌唱》片斷之一《五年計劃頌歌前奏曲》，裡面有一句，說的是「可恥的理智」。那首詩是這樣寫的：
　　她愛我麼？難道她不愛？
　　把手指節掰斷，
　　揉揉手，把斷掉的手指拋向風。
　　你在五月碰見的花環，
　　你用來算命的花環，
　　已經撕碎、遠遠地拋開。
　　讓我來發現鬚髮的花白
　　歲月的白銀發出鐘聲的豪邁。
　　我希望並且確信：
　　可恥的理智或理由，
　　我永遠也不會接受。
　　斯維塔日夜思念列夫。她在3月5日給列夫寫信說：「不知道怎麼回事，這一個星期以來，天天夢見你。可我就是高興不起來，因為，雖然見到了你，卻碰不到、摸不著(阿列克說，上帝也是碰不到、摸不著的。顯然，阿列克認為上帝是存在的)，然後你一直都在離我而去。」列夫也夢見過斯維塔，能聽見她的聲音，可就是見不著她的人影兒，夢裡還見到她寄來的一封信，可就是摸不著，信封也打不開。列夫不僅在夢中見到她，「而且也在殘酷的現實當中見到了她，唉，形勢真是越來越糟糕了」。
　　列夫眼前經常浮現出斯維塔的身影。工作的時候常常想起她來，在心裡默默地與她暢談。當班的時候，有同事和他搭話，他特別不愛搭理，反感同事驚擾了他的清夢。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尼古拉·里列耶夫換班了，叫他上夜班去了。這下好了，沒人煩我了，不用把心裡想的講給別人聽了。(『在想什麼呢，列夫？』問這樣的問題，真傻！)」
　　1949年初，列夫很忙，忙著修理發電站的設備。前一年，他設計了一臺機車用的蒸汽鍋爐，可是，新年過後交貨來一看，他們把尺寸給弄錯了，無奈之下，就把這臺設備送到機修車間修理去了。1月18日，列夫請了一天假，這是一年半多以來第一次請假。他給斯維塔寫信，今後還會有休息的日子，可是休息也沒什麼好休的。」
　　德爾列茨基走後，列夫很孤單，別的朋友都不能給他什麼安慰。列夫獨立精神越來越強，不想和任何人過從甚密。1月19日，他給斯維塔寫信說：「工作的時候，我想一個人做。當然，別人會過來和我搭話。人家對我友好，對我關照，我就得立刻熱情對待人家，表示領情之意。硬著頭皮這麼做，那才叫尷尬呢。說說話倒沒關係，只要別讓我覺得尷尬就行。和尼古拉·里列耶夫，或者和別的什麼人，如果他們覺得是我的朋友，那麼這種答謝，我絕對做不出來，太俗了。」集體宿舍裡的逗樂，列夫不喜歡，寧願離他們遠一點。沒有德爾列茨基，列夫覺得比以前更加孤單了。他在1月20日的信中寫道：「今天過得特別無聊，宿舍裡他們胡來亂來，鬧笑話的、惡作劇的，幹什麼的都有，真煩死我了，謝苗諾夫65[1]那樣的人，按理說心眼兒也不傻，居然和他們一樣廝混，找在場的人尋開心，惡作劇，真弄不懂他是怎麼想的。」其他勞改犯虛度光陰，列夫可不願意和他們湊趣。那些傢伙，又是喝酒又是唱的，收工回來還玩多米諾骨牌，吵吵鬧鬧的，列夫心裡氣得很。躺在鋪上，想看看《安娜·卡列尼娜》，可是周圍卻鬧翻了天。但有的時候，列夫也和大家打成一片，說說笑笑很開心。1月25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我們宿舍的人玩得很高興，其實也沒什麼好值得慶祝的事情。又是跳舞，又是彈吉他，地板、窗戶都在抖動。真沒想到，最佳音樂人居然是亞歷山德羅維奇，得向他脫帽致敬呢！」
　　三個星期以後，辦了一個生日派對，慶祝斯特列里科夫五十大壽。列夫和里列耶夫來到實驗室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喝茶。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今天真差勁，生日快樂這句話，我就是說不出口。他心裡當然明白，我們是幹什麼來的，可來了又什麼也沒說，他懂的。斯特列里科夫的病還沒有好，還是敗血症，膽結石急性發作，一次比一次嚴重。勞改營衛生所的大夫治不了。他必須動手術。但手術很難做，衛生所的大夫醫術不行，做不了。列夫很同情斯特列里科夫，把心裡話都告訴了斯維塔：
　　木材廠的生產，他出力最大。但費力不討好，誰都不感謝他。他的工作幫了許多人，可是那些人都不提不念，不願讓上面知道，自己的工作原來是別人給做的。他的定量還是那麼一些，他是病人，定量反正有他的份兒。可當地的頭頭們根本不幫他額外多申請一點。
　　4月17號是斯特列里科夫女兒瓦麗婭的生日，那天的慶祝更讓人心裡不好受。瓦麗婭和丈夫、母親，還有兒子住在莫斯科。斯特列里科夫還沒見過小外孫呢。
　　她女兒才二十五歲！如果斯特列里科夫能活到和女兒團聚的那一天，她女兒就三十七歲了！快四十了！但是會有團聚的那一天麼？真苦了他啊！有時我離開他，想到他的不幸，想到他那可憐的處境，我的眼淚就往下掉……他的遭遇太慘了，我心裡乾生氣，幫不上忙，恨得我自己直想用腦袋撞牆。我和他經常爭論(當然是和顏悅色地爭論了)。
　　1949年，春天來得很晚。5月份還有雪，6月中旬天氣才暖和起來。漫長的寒冬讓每個人都多受了不少罪。伯朝拉河還沒有開化，上游的木材運不下來。發電站發電是用木頭作燃料，所以三天兩頭停電。木材廠和各車間沒有電，全都停了產。工人就用手動工具工作，結果勞改營欠產太多，生產指標完成不了，勞改營就減少了糧食供應。那年冬天，勞改犯總是穿不上暖和的衣服，靴子和手套也不夠。囚犯們被迫在冰凍的溫度下加班加點工作，獄方逼他們把欠下的產量補回來，結果很多人都病了。列夫在第二營區服刑，1949年第一季度，得病的人估計有十分之一，但是在官方的統計數字裡，每一天患病人數不得超過百分之一。
　　發電站有個劈劈柴的工人，身材高大，名叫康斯坦丁·雷卡洛夫。他是政治犯，年輕的時候是一位拳擊手，勞改營的苦難把他折磨得不像樣子了，後來得了一種急性肺結核，害得他喘不上來氣，呼吸困難，一點兒勁都沒有，什麼都做不了。列夫很擔心他，對他很有好感，在給斯維塔的信中說他是「一位很有文化的人，堅強、誠實，誠實到一絲不苟的地步。他進勞改營都兩年了，可還在追求真理，那股鍥而不捨的勁頭，這輩子算改不了了」。列夫到衛生所去看他：
　　我在走廊裡見到了他，他穿著勞作服，很輕鬆的樣子。他說，為了鍛鍊身體，他堅持劈木頭，可是沒幹幾下就累得上氣不接下氣了。我問他：「那你的斧頭放哪裡啦？」他回答說：「我劈到了一個大木頭結子，非常硬，用力一劈，斧頭把子就斷成兩截了。他們得做一把新斧頭了。」
　　雷卡洛夫工作是為了恢復體力，希望列夫和謝苗諾夫幫他一把，讓他到發電站去當電工。午休的時候，他常來找列夫：
　　他總說我不去看他了，聽了他這麼一說，我倒很難為情了。於是兩三天以前，我去拜訪他，和他喝了一晚上的茶。他拿出來一疊照片，回憶起往事來，我靜靜地聽著。雖然，品茗懷舊，對我來說有點陌生，但是這個時光過得很有意義。第一，他肯定是個好人，有一顆善良的心。他的愛好，他的本領，都很不錯，他又很文靜。第二，他在這裡很孤單，我知道他覺得和我很談得來，感到輕鬆愉快。能幫到別人，我自己感到很愜意。我現在是事後分析，當時只是覺得高興而已。
　　雷卡洛夫在乾燥車間鍋爐房裡當上了司爐工，可是工作太重，他做不動，後背嚴重扭傷(這位當年的拳擊手以為自己還很有體力，沒想到會這麼虛弱)。有一次，他在禁止吸菸的地方吸菸，被捉了個正著，衛生所不准他住院了，並且把他關進了懲戒牢房，只給他麵包加白水，他病得很厲害。多虧大夫出面說情，才把他放了出來。他被帶到衛生所肺病專用區，讓他做勞改營內較輕的事。
　　列夫到衛生所來探望雷卡洛夫，發現有一個護士特別關照他，「好像不是當地人，而是接了家人的班，才有這個崗位的，看樣子已經有了家室」。伯朝拉各個衛生所裡有很多流放來的護士。4月20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告訴她，這個臨時中轉勞改營的醫務室有一個醫務助理，名叫尼娜·格林。
　　這位婦女四十多歲，出差(暗指刑滿)結束以後就五十多歲了。但是，我想，她的真名應該叫格林涅夫斯卡婭(Grinevskaya)。患者請她找些讀物來讀讀，於是她就給大家拿來了《紅帆》、《滑行在波濤之上》66[1]，患者都特喜歡她。
　　列夫猜得沒錯，尼娜正是作家亞歷山大·格林的遺孀。她丈夫寫的浪漫航海故事，列夫當時正看得津津有味。書中的故事和古拉格的殘酷現實相比，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尼娜的丈夫1932年死了，這樣她就符合就業條件了，可以當理療助理，於是就來克里米亞海濱勝地費奧多西亞當護士。戰爭期間，德國人把她關進了集中營，就在波蘭布雷斯勞(Breslau)附近。1945年，蘇聯人說她通敵，判了她十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
　　這個臨時中轉勞改營裡，還有一位護士，名叫斯維特拉娜·圖哈切夫斯卡婭。她是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的女兒。1937年，圖哈切夫斯基經過祕密審訊，被定為內奸，迅即被槍斃。父親被捕後，斯維特拉娜和母親、兄弟姐妹一起被遣送到阿斯特拉罕。後來，母親也被捕了，她被送進了孤兒院，在孤兒院一直待到1941年。戰爭打響之後，頭幾天局勢大亂，她逃出了孤兒院，不料祕密警察又把她查了出來，判了她五年勞改，押到伯朝拉服刑來了。衛生所裡有個德國女醫生，名叫阿加塔·倫佩爾，也是被鎮壓的。她看得明白，斯維特拉娜這個美麗的姑娘，才二十四歲，身為著名的蘇聯元帥的女兒，如果陷在勞改犯中間沒人保護，一定活不長。於是，她把斯維特拉娜從犯人名單上劃掉，把她藏在衛生所裡。斯維特拉娜在衛生所裡工作，卻住在城裡。刑滿釋放、自願留在勞改營就業的工人把她接到城裡各自家中藏了起來。
　　1949年7月2日，勞改營的黨領導開會，討論如何貫徹執行內務部勞改總局第10190號令。此令的內容是，對勞改犯要加強管控，把他們都隔離開來。這道命令是1947年3月份下發的，可是下面沒執行。獄方並沒有對犯人和宿舍進行全面搜查。於是，勞改營內外，大家暗中合作，偷偷遞送各種東西，有帶進來的，也有帶出去的。這邊是工業區，那邊是自由工人居住區，中間隔離得不嚴。把守大門的看守都很腐敗，見財眼開，只要行賄，不論是物還是人，一律放行。很多看守都和勞改犯串通起來，從事黑市買賣：有個犯人，名叫利亞舒克。他是裁縫，手藝很好，給很多看守做衣服；還有一個人，名叫科扎利諾夫，是廚師，他給看守做飯吃。甚至還有一個買賣「政府機密」(政府文件)的黑市。這些機密是從勞改總局偷出來的，然後再賣給勞改犯，有些是讓人把自己的檔案從官府裡偷出來，然後篡改判決條款，甚至把刑滿釋放的日期都改了。
　　那次黨領導會議作出決議：要重新做通行證；對探視要嚴格控制；對宿舍要多搜查；嚴禁穿軍裝(有些勞改犯身上穿的仍然是當年的軍裝)；取消乾的食品(因為逃跑時也可以吃)；把鐵絲網隔離牆修好(上面有好幾個缺口)；鐵絲網和風車之間有灌木叢，應該清理乾淨(過去曾有人躲在灌木叢裡，把斧頭、鉗子、鋸和其他工具扔進宿舍裡)；瞭望塔上要增加警員(有三個崗樓已經好幾個月沒人把守了)；最後，經過一年的討論，在居住區和工業區之間，要修一個隔離牆，加設一個新崗亭。
　　列夫告訴斯維塔：「今年你究竟怎麼溜進來，我還沒想好。現在這些新規定很棘手。」斯維塔一聽，再一次下了決心，反正去看列夫還是要照常去，絕不能往後拖：「去年的決策確實不是什麼上策，但是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67[1]。迄今為止，我屢試屢驗，每次都成功了，當然命運或許不會永遠都對勇者微笑。」
　　這一年，又節外生枝，出了麻煩事。研究所沒有經費了，只去基洛夫一地太費錢，不能去了，但是把鄂木斯克、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基洛夫「沿線的所有工廠」都檢查一遍，差旅費倒是能說得過去，不算浪費，但是要一個月時間，濟德齊克可不想讓她走這麼長時間，實驗室最新的研究項目需要她來主持。她走了，研究所可能就完不成計劃了。到7月4號的時候，斯維塔已經爭取到去鄂木斯克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的出差機會，她希望從斯維爾德洛夫斯克斯克繼續往前走，伯朝拉，不過不一定去得了：出差伯朝拉的人選已經定下來了，是一位同事去，但那人慢騰騰地，遲遲不啟程，而那人不回來，斯維塔還走不了。
　　三個星期以後，斯維塔那位同事還沒動身去基洛夫。斯維塔一看這般情形，只好認了，也就不強求了，心想，只好等到秋天請一個星期假再去了。「以往都是秋天去的，秋天運氣好啊。」列夫早就給她吹了風，現在規定更嚴了，探視時間大為縮短，「少則三十分鐘，長則兩小時，裡面還得有『調味料』(暗指有看守在旁邊監聽)」。利特維年科的母親6月份去探視過了。賄賂的錢也遞了上去，可是才允許他們兩人見三次面，每次三小時，倒是沒有看守在旁邊監聽。里列耶夫的父親沒這麼幸運，和兒子只見過兩次面，每次也是三小時。斯維塔在信裡不敢明寫，只好寫暗語，萬一這信落到當局手裡就糟了，可要防備著點。用伏特加(信裡的暗語是「維他命Ｃ」)68[2]或者現金(暗語是「維他命Ｄ」)賄賂看守，讓他多給點見面時間，別在旁邊監視，這倒是好了，但這樣行賄有什麼風險，成功的機率又有多大呢。斯維塔囑咐列夫寫得詳細一點兒。斯維塔寫道：「那些來探監的妻子，看她們是怎麼做的，她們更有借鑑意義。而母親來看孩子的，情況和我們不一樣，所以還是留心一下那些妻子吧。」斯維塔的意思是，她渴望和列夫單獨在一起，看守不要在旁邊監視。作為夫妻，見面時或許看守會避一避，不在旁邊當燈泡。「我關心的是一個實際問題：見面能在什麼地方見。」列夫回信也用暗語回答，告誡斯維塔別抱太大希望，以為賄賂了看守就萬事大吉了，問題沒那麼簡單：
　　大約三天前，里列耶夫可能已經給你講過各項技術事項，現在你懂了，即使具備最佳條件，事情也不是一定能辦成。用D製劑或等值有機物(暗指用酒賄賂)進行發酵也起不了什麼大的作用。不管怎麼說，空間時間的細節(暗指會面的時間和地點)是改變不了的，充其量只能夠減少零件的數量(暗指把看守支出去，不要待在屋裡監聽)，但即使這一點也不是十拿九穩。情況就是這樣。統計數字表明，你說得對，妻子對丈夫的興趣不如母親對兒子的興趣大。根據當地數據，前者與後者的比是零，所以沒有專講第一種情況的訊息，但第一種情況和第二種情況估計沒有什麼區別。
　　困難再大也擋不住斯維塔，她要照去不誤；即使能見到列夫，也只能見幾個小時，但是斯維塔認了，時間再短也要去。她給列夫寫信說：
　　也許休假過後再去看你更加「有趣」，不過，若不是先見了你，然後再休假，那我這個假也過不好，「放鬆不下來」呀。我真想不明白，為什麼別人怕見面時間太短暫，竟然怕到這個地步，寧可不見也不願少見一會兒。我可不這樣，見三個小時也好啊，比根本見不著不是強多了嗎。擔心見面以後情何以堪？我可不糊塗，對我來說，能見著總比見不著好。你也是這麼想的吧。列夫，這兩種方案，哪個對你更方便？說一千道一萬，我們能見上一面不是更好麼？觸摸一下就放心了，咱們兩人不僅存在於信中，也存在於現實生活裡。肯定比見不著面兒強多了。或許，你覺得，我這次執意要來，冒的風險太大了吧。
　　列夫回信說：
　　能見面就好，見面時間長短都不重要。此事不必多想。你這次來，雖然時間短，下次你還可以再來，想到這一層，我也就釋然了，可以平靜地等你下次再來。即使等待的心情不平靜，很痛苦，那也仍然是件好事啊，好就好在心裡有把握，不僅過去、現在見了，將來還可以見。反正現在是見了。這件事，我之所以從來不提，是因為有自私之嫌，說出來等於是間接地施加壓力，提都不應該提的。不是我不相信你，斯維塔，所以請不要生氣。
　　8月份冒出來一個出差的機會，斯維塔可以去烏赫塔，那是一個工業重鎮，距離伊日馬不遠，科特拉斯到伯朝拉的鐵路經過這裡，主要人口是勞改營的囚犯。當地的工廠請求研究所派一名專家去檢查一下工廠實驗室的工作情況。濟德齊克挑選了斯維塔去做這件事。濟德齊克不知道烏赫塔在什麼地方：他通知斯維塔，不去鄂木斯克了，改為烏赫塔，心想，斯維塔原計劃前往伯朝拉探望列夫的，這一改，把斯維塔的計劃打亂了，所以連連道歉。斯維塔回憶說：「當時我問濟德齊克，知不知道烏赫塔在哪裡，知不知道烏赫塔距離伯朝拉還不到二百五十公里，如果我出差晚回來兩三天也沒關係，那可太理想啦。」8月30日，斯維塔坐上火車，前往烏赫塔。她在烏赫塔待了至少一個星期，住在工廠附近的一個村子裡。工作完成之後，工廠官員們建議，她回莫斯科，最好是飛回去。當時烏赫塔機場正好有個航班，馬上就要起飛了。但斯維塔說，她不願意坐飛機，想坐火車走。斯維塔回憶說：「他們開車把我送到伊日馬火車站，我盡力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勸他們馬上回去，不必等我上了火車之後再走。真幸運，去莫斯科的火車和從莫斯科開往伯朝拉的火車幾乎是同時進站。東道主們剛一消失，斯維塔立刻買了一張往北邊去的車票，匆忙爬上了火車。
　　在伯朝拉，斯維塔住在鮑里斯·阿爾萬尼託普洛夫婦家裡。女主人名叫薇拉，前一年斯維塔來就住在她家裡。斯維塔9月9日到12日在伯朝拉待了三天，不過，這次來，和列夫在一起的時間少多了，可能不超過兩小時，上次來，她和列夫是在那個小警衛室見的面。這一次，不管是在總警衛室，還是在小警衛室，都有警衛在場監聽。果然像列夫說的，保安的確更嚴了，會面時間定多少就多少，花錢行賄也延長不了。見面時間雖短，但兩人相見，精神為之一振。斯維塔可沒有白來，未來若干個月，雖然還要天各一方，但是有這次見面墊底，將來的日子就不會那麼難熬了。為了能和列夫待上短短一會兒，斯維塔來回走了四千三百四十公里。
　　斯維塔是在9月12日清晨告別阿爾萬尼託普洛夫婦的。那天傍晚，斯維塔從烏赫塔南郊的託貝斯(Tobys)火車站寄出一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一路上很順利。
　　請代向亞歷山德羅維奇致謝。69[1]我昨天晚上哪裡都沒去，換完衣裳，把東西整理了一下，十點鐘就上床睡了。薇拉四點把我叫醒，天已經大亮了。售票窗口沒有售票員，有一趟北邊來的火車誤點了，車一進站售票處就像炸了鍋似的，人們一擁而上，買票的買票，不買票的就是在伯朝拉中轉簽票。我好不容易才買到一張火車票。我給了鮑里斯一百二十五盧布，讓他給我買通票，還給了薇拉五十盧布。當然，剛開始她不要，後來很爽快地收下了。我答應要給她寄一個流行喇叭裙的樣板，她還計劃寄錢來，叫我給她代買一件毛朝外的皮大衣。我勸她放假的時候來莫斯科自己買。但是我最希望她不要把這筆錢省下……
　　我在科日瓦見到了以色列維奇……他還是老樣子……
　　火車經過烏赫塔和伊日馬，簡直就像穿過我的故鄉似的，市容似曾相識。車窗外可以看到村莊，但看不到工廠，工廠在山後面擋著呢。夕陽西下，他們說，火車要在這裡停留三十分鐘，所以才能把這封信給你寄去。
　　保重身體，親愛的。
　　剛剛和她摯愛的男人好一番卿卿我我，而這封信卻不露聲色，寫得滴水不漏，彷彿在這漫漫歸途上必須要控制住感情似的。9月14日，斯維塔在「路上第2封信」中寫道：「火車現在到了科特拉斯。一夜無話……他們並不想挨個查驗旅客，只是在車廂裡來回走動，有選擇地查驗。」
　　相比之下，列夫的信更加抒情。他在9月16日的信中寫道：
　　親愛的斯維塔：
　　我走到哪裡都有你跟著。如果腦海中浮現出什麼美麗的東西來，比如一首美妙的音樂、一首普希金或者彭斯的詩、一幅畫，我就會聯想到你，就會看到你，看到你的面容、你的眼睛，你的笑容動不動就浮現出來。我不知道把這些寫出來給你看到底好不好，我是寫給我自己看的，不是給你看的，但是不寫是不行的。斯維塔啊，我的斯維塔，我親愛的斯維塔。有時，聽見一首美麗的音樂，我知道你也喜歡，彷彿在和你一起欣賞似的。這時，我的心情就會平靜下來，遇事更能忍耐了，對人也更加和藹了。我的斯維塔，有你在真好，你無時不在，你無處不在——詩中有你，散文裡有你，音樂裡也有你，連我的線路圖裡都有你，我的眼睛裡只有你。
　　斯維塔走十二天了，又走到列夫的夢中來了。「只是你鼻子眼睛嘴都沒長，臉部根本沒有，但是我看得出來，是你。」我好幾天夜裡都做噩夢，但是接著一連三天夜裡都做同一個夢，可清楚了，1945年被關在德國威瑪蘇聯祕密警察監獄的時候也做過這個夢，一模一樣的夢，夢見斯維塔穿著一身白色的連衣裙。
　　幾星期之後，列夫閱讀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書中描寫環境奪走了愛情，愛情轉瞬即逝。列夫讀書讀到深夜，然後提筆給斯維塔寫信，暢敘衷腸：
　　我明白，人生最怕絕望，完全失去希望是一種最為恐怖的事態……把所有的「可能」都一筆勾銷，本來還有力量奮鬥卻放棄奮鬥，這是一種最為可怕的自殺。看到這種悲劇發生在別人身上，真是慘不忍睹。而沒有道理的希望是弱者精神的救生圈、弱者智力的救命稻草。這樣的希望令我生氣。但是，喪失希望是靈魂的癱瘓，甚至是靈魂的死亡。斯維塔，趁著我們還有力氣希望，讓我們希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