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歷盡艱險的祕會

　　斯維塔寫第一封信那會兒就把見面這個想法提了出來。1946年7月12日，她寫道：「我知道，你肯定會盡量爭取我們早日見面，不用再等五年。」列夫從一開始就比較悲觀，回信說：「你問能不能見面……斯維塔啊，見面怕是不行。58-Ⅰ(b)是一個邪惡的數字。」
　　列夫說得對。親屬朋友來探監，勞改犯獲准接見的，確實極少。即使准許見，也僅限於家人或配偶。如果犯人「做得好，做得認真，做得快」，可以網開一面，允許探視，以示獎勵，但這種情況只是特例。勞改營許諾，犯人若表現好，可以允許外面的人前來探視，此言一出，真好像一股強大的動力，效果立竿見影。但是，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了探視的那一天，卻常常令人大失所望，才讓會見幾分鐘而已，並且還有看守在旁邊監視。想說說悄悄話，談點個人隱私，那是難上加難。肢體親熱是絕對禁止的。後來有人寫回憶錄，回憶北方勞改營的往事，書中有這樣的話：「妻子走後，犯人都沉默寡言，煩躁易怒。」
　　連妻子、親屬要探視都夠難的了，更何況斯維塔既不是妻子，也不是親屬，僅僅是朋友關係，大學同學而已。要申請探視列夫，沒有資格啊。但是，斯維塔決心已定，不信那個邪。列夫給她來信說，親屬來伯朝拉勞改營探視，「原則上是可以的」。這消息使她感到很振奮，立刻出去四下打聽，「像你我這樣的，是不是允許探視啊？」，斯維塔給列夫回信說。或許，勞改營當局很開通，把她算作同居女友吧。1946年秋天，斯維塔就盼望著去探視，她在信裡寫道：
　　列夫啊，雖然僅僅是一個可能性，請你竭盡全力，儘快促成這件事。請事假可能不行，但是規定的十天學習，可以不學，走人，甚至不帶薪休假，總可以了吧。米哈伊爾·濟德齊克會支持我的。
　　列夫不想讓斯維塔冒這個險，叫她先不要動，等他進一步打聽打聽，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那年秋天，列夫囑咐她先別來。列夫提醒她，來這一趟，往返要兩個星期的時間，兩個星期不上班，時間太長了，再說事先也沒打招呼要休假，一般提前好幾個月就得提出申請，單位好安排人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他媽8月份來看他，兩個星期才回到莫斯科。探視的例子，列夫只知道這一個。他一定也知道，他媽回去，路上走的時間長得太不尋常了(到莫斯科，全程兩千一百七十公里，正常情況下，坐火車兩三天就到)。列夫說這話是搪塞她，想拖一拖再說。或許，列夫是怕她來看了失望，也可能覺得，斯維塔花這麼大力氣來看他，實在受之有愧。不過，列夫確實為斯維塔捏了一把汗，如果斯維塔果真按照計劃前來看他，所面臨的危險太大了。斯維塔參與的研究項目，被認為是「國家機密」，可她卻來信策劃，要向內務部駐勞改營機關申請許可證，要去勞改營探視一個定罪服刑的「間諜」。就憑她遞交申請這個舉動，就有被研究所開除的風險，也許還不止開除。
　　探視路上要走多少天，列夫已經做了估計，會有什麼危險，列夫也給她講了，可是她就是不聽。列夫告訴她的訊息，她有點懷疑，想多了解。她在10月15日的信裡說：
　　路上走不了兩個星期吧。我想，只有寄信才需要那麼久。如果真需要那麼長時間(我想辦法查一查)，冬天不行，就別再考慮了，除非假期來還行。我這不又是沒等孵出雞雛就開始數上了嗎。你不止一次來信問，我們是否需要特別許可，如果需要，得向誰申請。有人對我說，這完全取決於你那邊兒的當局(還要看他們認為你表現怎樣)，但是我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這個說法。當然，鑑於我現在的身分，他們是不會給我特殊照顧的。
　　斯維塔還不是列夫的妻子，當局會不會允許她去探視列夫呢，這是當前最大的問號。可靠的訊息，列夫打聽不到。1947年2月9日，列夫在信中寫道：
　　他們說，到莫斯科勞改局去申請，有可能會批准。似乎莫斯科的機率大點，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的機率就小了。一般來說，勞改局即使讓人探視，時間也很短，少則十五分鐘，最多也只有兩個小時。顯然，莫斯科這個上級機關，有時會批准家人、兄弟姐妹、妻子(包括正式結婚的妻子和同居女友)、堂表親，每次探視幾個小時，並且可以連續探視好幾天。很遺憾，這個訊息不是來自官方管道，現在，我只打聽到這些。
　　到了3月1日，列夫知道的情況多了，消息不怎麼好：
　　斯維塔，關於探視，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給你講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見面時會很難受，甚至有可能很難堪。不過，我美麗的斯維塔啊，到時候我們唱《苗條的山梨樹》44[1]就萬事大吉了。
　　探視，通常只給雙方幾分鐘的時間，在大門旁邊的警衛室裡進行，還有看守在場盯著……有的時候，看守可以在最後一刻突然決定取消探視，乾脆不許見了，有當局的探視許可也白搭，看守不肯讓人見面，說什麼也不行。前些日子，鮑里斯和他母親就是這樣，硬是沒見到……偶爾，有的探視，一連好幾天，天天都可以見面，並且每次都可以見好幾個小時，有時候還沒人在場監聽(格列勃·瓦西里耶夫和他母親就是這樣)。這種情況，工業區裡確實有過。不過，這是十年九不遇的事。一般來說，犯了58-Ⅰ(b)條的政治犯是另類，勞改營不給他們行這個好。如果能讓勞改局文教部門出個證明，說該犯表現不錯云云，那是很有用的。不過，這樣的證明，很難開出來。話又說回來，主要的問題不在這裡……假設將來真有一天可以探視，我們見面的場面會是怎樣？我們的關係遇到了現在這種新狀況，不過日久天長已經習慣了，痛苦也減輕了很多。可是，一旦見了面，你會覺得滿足呢，還是會重新勾起你心底裡的劇痛呢？一想到這一層，我心裡就有點不安。回到故鄉，別人都開開心心的，唯獨你一個人，探視回去以後，豈不是更難開心了麼？
　　斯維塔沒有被嚇住。不管有多大風險，不管後果多麼嚴重，她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去伯朝拉探望列夫，即使只能見上幾分鐘也好。如果莫斯科勞改局不准她去看列夫，她就直接向伯朝拉的勞改局申請探視。假如他們也不許，她就另找其他途徑進入勞改營。那些自由工人一直都在幫助列夫，有他們協助，或許能成功。既然能把信件偷偷帶進勞改營，交給列夫，為什麼不能把她也偷偷帶進去？這個針劃可是膽大包天。以前，任何人都不曾想過要往勞改營裡面闖。
　　現在有時間，可以從容謀劃，收集更多訊息。北極圈內，冬季說不定會持續到5月份，冬天黑暗的時間又特別長，黑天多，白天少，天寒地凍，火車有可能凍壞，走不了了。所以冬天去伯朝拉不安全。列夫在發電站上的都是夜班。3月底，他漸漸看到春回大地的跡象。凌晨，北極光絢爛閃耀，流光溢彩，飄逸蕩漾，美麗極了，列夫萬分驚嘆，但他不敢想得太美，總是儘量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敢抱太大的希望，不敢盡情地幻想：
　　我最厭惡黑暗。早晨，我下夜班，離開發電站的時候，朦朧的夜色已經散去，旭日東昇，霞光送暖，在陽光的照耀下，雪堆被融化了邊角，像一塊塊剛剛融化的方糖。你說怪不怪，有些東西本身並不壞，但是卻令人心生反感。一看到虛假的黎明，我就有這種感覺……有一次，天剛朦朦亮的時候，我下班回家，一彎月亮低低地掛在天邊。沒見過這麼美麗的月色，我頓時嚇呆了。晨曦漸露，平坦的雪面上泛著淡藍色的幽光，周圍影影綽綽，灰濛濛一片，那漸漸淡出的月光反射在雪堆的坡面上，仍然一片白亮。松樹林，樹影婆娑。天高氣爽，天空剛才還是一片昏暗，漸漸地變成深藍綠色，又轉成溫柔的玫瑰色……現在，到了白天，好像春天似的，舒服極了，雪慢慢融化了，化出的每一道汙痕都是春天的跡象，太陽狠勁地照著。春回大地，萬象更新，人也想說說話了(我平時不怎麼想說話)——說說某個好人……或者胡謅點什麼。
　　天氣轉暖以後，又談起了探視這件事。6月份的時候，尼古拉·利特維年科的父母從基輔來看他。列夫寫信給斯維塔，像是在提前給她吹吹風似的：「他們見倒是見著了，可是掃興的事太多了。」利特維年科父母向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位於阿別茲)申請探視，批下來可以探視三次，每次兩小時。但是，到了木材廠這裡，獄方只允許見一次，在警衛室見，還有看守在場監聽。列夫寫信告訴斯維塔說：「我們探視，最多也只能這樣。我犯的那條，最多允許見一次。尼古拉犯的是第58-Ⅰ(a)45[1]」儘管利特維年科父母「上了很多潤滑油」，還是沒爭取到更多的見面時間。這「潤滑油可花了他們一大筆錢呢」。列夫說的「潤滑油」指的是賄賂。列夫舉出利特維年科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她，探視這件事，不一定順利：
　　他們辦這件事，處處都花了很多錢，尤其是宿費。至少他們有不少錢，所以負擔不算很重。那天，我假裝去警衛室辦事，實際是去看他們。他母親年紀不大，但很瘦，可她還說，基輔像她這麼胖的人不是很多，又說，稍微胖點的人，基輔見不到幾個了(暗指烏克蘭大饑荒)。斯維塔啊，作為外人，看他們探視真令人難過啊。難怪安東·弗蘭採維奇(Anton Frantsevich)46[1]對他妻子說，如果她不聽勸告，非來不可，那麼，來了，他也不見。願上帝保佑他們。這件事，先不要辦了，以後情況好轉再說吧。
　　列夫心情非常沮喪，一個勁給斯維塔的探視計劃潑冷水，就好像怕見她似的。列夫過去問過斯維塔，探視會不會弄巧成拙，不但沒有一見釋懷，帶來精神的滿足，反而加劇了離別的痛苦。
　　利特維年科經歷的這些挫折，列夫聽了心涼半截，非常鬱悶。但是，還有一個人，也來伯朝拉探視過。斯維塔一聽她的情況，勁頭兒更足了。格列勃·瓦西里耶夫的母親，名叫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Natalia Arkadevna)，6月中旬，她還要來伯朝拉探望兒子。1946年，她第一次來，設法和兒子單獨待了好幾個小時，看守沒在場監視。3月1日，列夫寫信告訴了斯維塔這個情況。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很有把握，這次來，也能和兒子單獨待上幾天。她動身來伯朝拉之前，先去見了列夫的姨媽奧爾加。奧爾加姨媽一直想和她一道來看列夫。後來醫生建議奧爾加不要去，身體受不了，她才作罷(她叮囑斯維塔，切勿把這件事告訴列夫)。列夫得知姨媽不來了，心裡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奧爾加姨媽原以為出這麼遠的門兒也不要緊，能受得了。斯維塔認為，還是列夫說得對，姨媽想得太天真了，平時坐地鐵從莫斯科這頭坐到那頭都驚慌失措、大驚小怪，更何況要走那麼遠的路了！姨媽覺得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是一個「走南闖北」的人，跟她走準沒錯兒。可她自己身體受不了啊。因為奧爾加姨媽原來是準備和格列勃母親一起去的，所以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在向斯維塔講述這次去伯朝拉的事。等到格列勃母親整裝待發的時候，斯維塔對她這次伯朝拉之行早已瞭如指掌了。斯維塔心潮澎湃：自己認識的人，馬上就要見到列夫啦！雖然是間接認識的，畢竟是認識。
　　斯維塔日夜想念列夫。6月7—8日，是個週末，斯維塔寫了一封信，託格列勃的媽媽帶去，請她務必親自交到列夫手裡。這信是週六動筆寫的：
　　列夫，格列勃的母親去拜訪了奧爾加姨媽，說她週三動身(前往伯朝拉)。所以，我給你寫這封信，還不知道寫什麼好呢。說我想你？你心裡明知道啊。我覺得我是生活在時間之外，覺得我在等待著，等待我的人生真正開始，現在好像只是一個插曲而已。我不論做什麼都好像只是在打發時間似的。堅強的人是不應該浪費時間的，不管是故意浪費，還是因為時間抓得不緊，無意中浪費的，都不對。浪費時間也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失去了就找不回來了。我必須要積極地生活，不能只是消極地等待。否則，閉著眼睛乾等，等到不必再等的時候，睜開眼睛一看，驀然發現，要一起營造生活啦，卻又沒有那個營造的能力了。那就糟了。
　　我一直很害怕，害怕光有愛情是不夠的。不僅要有愛的能力，而且還要有一起生活的能力，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能力，而這個世界十有八九會永遠地殘酷下去。可我覺得，儘管過了這麼長時間，我還是沒有長進，既沒有堅強起來，也沒有聰明起來。有些事情，我至少不像以前那麼生自己的氣啦，比如說我的傻勁兒，我不管人家離我多遠都忠於人家啊。離得遠，過去可受不了，不僅我痛苦，別人也痛苦(你也一定難受過吧)。因為這類傻問題，我失去了很多H2O47[1]呢。硬著頭皮等待的時候，生氣的時候，好像我都不怎麼堅強。所以，我現在並不覺得自己獨立的能力很強。悲也好，喜也好，我需要靠在你身上。我們要手挽手，度過這一關，像過去那樣，我當時沒怎麼靠在你身上吧，不是沉甸甸都壓在你身上吧？我說得對麼？我寫這些，只想要你給不了的東西，卻只能給你帶來痛苦，這都是我的不好。但是，我累了，不僅是今天，平時都很累。我需要有人支撐我，即使是你字裡行間寫來的支撐，對我也很重要(信是我們之間的談話)。但是，列夫啊，你千萬不要生氣。說到底，你和我比很多人都幸福，比那些不懂愛的人、不懂怎樣尋找愛的人，我們比他們都幸福。但願我沒說錯。
　　我累的時候脾氣不好，用伊琳娜·克勞澤的話來說，「內心沒有刮鬍子」。另外，和我關係密切的人，我不知道怎麼向他們求援，也不知道應該讓他們幫我什麼忙。至於他們理不理解，會採取什麼行動，我根本就沒有任何期待，至於想要他們幹什麼，我自己根本就不知道。我保持沉默，積極地沉默，也就是說，自己一個人待著，不和大家在一起。連舒爾卡(亞歷山德拉·切爾諾摩爾迪克)這些天我也只是一週去看她兩次而已。這個星期天，我沒去看伊琳娜，她生氣了(我說我太累了，她就原諒了我)。前天更糟糕，她打聽你的情況，我只是搖了搖頭。昨天也不怎麼樣，聽完音樂會，我就撇下大家一個人跑了。你看，有時候，我很粗心大意，真壞。這個我懂，也很後悔。但是，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彌補。所以說，我很擔心，哪天我心情不好(哪怕是因為太累了)，也不和你講一聲，就打了個響指，銷聲匿跡了。如果真有那麼一天，列夫，你一定要明白，我不是跟你生氣，別傷心，也別想不通，白白折磨自己，等我休息休息，這勁過去就好了。答應我？
　　上面寫的這些事，辦得真是不太聰明啊。我是不想讓你覺得我完美無缺，樣樣都好(有點不錯就行了)。列夫，我就先寫到這裡吧，睡覺去了，再寫就更是胡說八道了。動筆之前，哭了一哭，好在這封信現在寫完了，我也破涕為笑了。列夫，親愛的寶貝，我發誓，我沒說謊，我真的笑了。
　　這是斯維塔第一次真正講到心情抑鬱，雖然沒說是憂鬱症。她動不動就「精神崩潰了，不願意和別人接觸」，症狀描述得很準確，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病。蘇聯自詡「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所以，憂鬱症這種病，它是不公開承認的，也不公開討論。
　　第二天早晨，斯維塔接著寫這封信：
　　列夫，關於我來看你這件事，我是這麼想的。到哪裡去申請呢，我一點兒都不清楚，我很擔心我的無知。你最好和格列勃說說，請他母親回來以後和我聯繫(我的意思是，先和我聯繫，不要先和奧爾加姨媽聯繫)，因為姨媽反正會去拜訪她的。她定於7月初什麼時候回來，或者7月中旬，如果有必要，我也可以到郊外去看她。現在研究所有事，我走不開，到那時候就沒事了。7月份我不想請假(7月上旬肯定不行)，出發之前，我得先定定神兒，做好精神準備，預備點錢，我想在這裡申請探視。雖然格列勃的母親說不必，但是如果能在這裡申請到，我就真正放心啦，反正沒有害處。至於要多久才能批下來，我不清楚。如果到時候耽擱在這裡，走不了，米哈伊爾·濟德齊克(斯維塔的上司)有可能那時候也想休假去了。那我就得等他回來才能走了。所以，別指望我會很快就到。至於先休個短假，我現在不想休假，往後挪挪比較好(我和別人不一樣，他們都喜歡早點休假)，因為，如果休假太早了，假期過後沒幾天，好心情就弄沒了，豈不是白休了，就好像沒休過似的。可是，米哈伊爾·濟德齊克也喜歡晚一點休假，也是這個原因，像我一樣……奧爾加姨媽來了，先寫到這裡吧……
　　我們已經和格列勃的母親說了，請她給你捎去一點兒好吃的東西。從4月份起，這些東西就想往你那裡跑了：有奧爾加姨媽的糖果，當然啦，伊琳娜的巧克力，還有我的白糖。伊琳娜不喜歡白糖，自然我就拿白糖好了。我倒覺得糖果沒意思。因為不知道會辦得怎樣，所以我也給你寄點錢(別生氣，氣大傷肝)。口袋有錢，總是有用的，自己不想買什麼東西用，可以給身邊的朋友買點啊。還有一件東西，我也和格列勃的母親說了，請她給你帶去：一副眼鏡。這是第二副眼鏡，也是舒爾卡弄來的。爸爸那副已經做好帶回來了。擱筆啦，保重，親愛的。非常熱烈地吻你。
　　利特維年科父母沒辦到的，格列勃母親辦到了。第二次去探視，她又是一連好幾天見到了兒子，並且每次都見了好幾個小時呢。這次有看守在場監聽，但是在一間小警衛室見的，在工業區和第二村之間，不是大門旁邊兒那個大警衛室，那裡人多，太嘈雜。列夫讓斯維塔做好心理準備，別太指望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會把東西捎到。格列勃犯的那條刑法沒有列夫重，格列勃母親這兩次順利，那是她運氣好(或者僅僅是很會賄賂)。斯維塔若能和列夫見上「幾分鐘」，就算幸運了，說不定內務部派駐機關「乾脆不許探視」呢。但是格列勃母親來一說，斯維塔非常振奮。她7月16日給列夫寫信說：「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星期一來看我了，她詳細地說了說『物資一財務』方面的事(暗指行賄)。聽她這麼一說，我的神經完全平靜下來了。我告訴她我想去，她支持。她這個人真好，特實在，我很感謝她。」
　　一聽納塔莉啞·阿爾卡德芙娜介紹的情況，斯維塔決心更堅定了，伯朝拉，她是非去不可了。斯維塔以前就想過，如果勞改營當局不許她探視，到時候可以想別的辦法進去看列夫，現在看來，更覺得這條路能行得通了。勞改營工業區，如果行賄也進不去，就想辦法鑽進去。
　　動身前往伯朝拉之前，有些事情必須先做好安排，還得趕在暑期結束之前辦完。已經7月16號了，剩下的時間不多了。什麼時候休假，需要徵得上司濟德齊克的同意，再說，去伯朝拉這段時間，全靠老闆幫她遮掩才不致敗露。斯維塔硬著頭皮在等上司回話。7月份最後那個星期，濟德齊克生病住院了。他原定8月1日動身去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度假，最快也要9月12號才能回來，但是現在行程推遲了。7月28號，斯維塔寫信說：「親愛的列夫啊，我們要再一次咬緊牙關，堅持不住也要堅持，忍不了也要忍——我的假期推遲了。我氣得恨恨的。耐心是一種美德，美德一定會有善報的吧(事先就期待善報的美德就不叫美德了吧？)。如果真有善報，我等到12月也行啊。我又氣得很。」
　　8月份，很多人都去外地度假去了，莫斯科差不多都走空了。斯維塔整個8月份都在所裡，代替濟德齊克值班，把他那份行政工作都接了過來。8月12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這裡二十八度，四周工廠煙塵太大，灰濛濛一片，什麼都看不清。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9月7日)，市裡正在急急忙忙地裝點布置呢，有一半街道都封了，禁止通行。」莫斯科為慶典做準備，斯維塔為伯朝拉之行做準備，現在預期9月底出發。她花了很多時間到處打聽，列夫要的照相器材怎麼買比較好。列夫要把她先安排在科日瓦住下，然後再幫她混進勞改營裡來。斯維塔8月12號的信裡是這麼寫的：「照相器材，我問了，目前不缺，商店裡很容易買到，誰去買都能買到……我把一切都買好，如果此行不順利，還可以打個郵包，寄到他那個地址——對吧？一個包裹，給你們兩人：膠捲給他，書給你。」
　　這個時候，斯維塔已經知道了，這次去未經批准，屬於擅自出行，是違法行為。內務部勞改局的探視許可，在莫斯科辦不下來，斯維塔已經不抱希望了。伯朝拉是一個祕密的勞改營，地圖上都沒有標示。沒有探視許可，是不可以去的。斯維塔盤算著，如果真能到那裡，就和列夫一起溜進勞改營，到工業區自由工人家裡藏起來。列夫去發電站上班的時候，如果能躲過營區大門口的看守，就可以到她住的地方來看她了。這個計劃有點魯莽，很危險，斯維塔很有可能遇到不測。沒有內務部勞改局的批准，擅自進入勞改營區，這可是危害國家的重罪。因為她的科學研究與軍事有關，一旦被抓住，發現她企圖接觸被定罪的「間諜」罪犯，肯定也要把她送到勞改營勞改的。誰幫助她都會遭殃的。
　　為了掩蓋此行的真實目的，斯維塔先到烏拉爾附近的基洛夫出差，那裡有個輪胎廠，是研究所的下屬單位，斯維塔假裝檢查工作。按照事先的約定，斯維塔從基洛夫給濟德齊克打了一個電報，通知他回莫斯科的日期延後了。濟德齊克接到電報以後，就把所需的證明信之類幫她辦好。從基洛夫坐火車，經由科特拉斯，到科日瓦只要一天一夜就到了。到時候，列夫·伊斯瑞爾維奇會來科日瓦接她。8月20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基洛夫來的火車都是慢車，所以都可以上，可以一舉兩得。如果濟德齊克12日回來，我就可以正式提出，要去那個工廠出差十天左右。從那個工廠繼續坐火車往前走，假裝還在出差，只是沒有火車票，但有很多維他命Ｄ(賄賂款)。這樣，我就可以把火車票錢節省下來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往返基洛夫的天數就不算在我假期之內了，這樣對我更好。我在基洛夫有兩三天的工作(我得去工廠看看，寫個報告，給他們提些建議)。說心裡話，這一趟出門，我還真有點緊張。我從莫斯科一出發就給你那位同名人發電報，從基洛夫出來以後再給他發一封——一個月之內，兩封電報都會發出去。列夫，附加的行李不能不帶。有些書，P答應幫我找，例如，最新版的英語教科書和與核物理有關的書。納塔莉婭·阿爾卡德芙娜肯定會去寄東西，衣服啦，路上要吃的麵包啦，等等。前面好像提到過吧，我想給你寄一個包裹，寄到你那同名人那裡去，但是目前我還沒買照相器材……奧爾加姨媽不明白，我為什麼給你寄西裝而不寄書，但是，列夫，我怕給你寄書你會生氣。我發誓下不為例，一直到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947年11月7日)，我都不進書店……這封信，9月5日前後才能到你那裡。如果你有急事要通知我，就叫你那同名人打個電報。記住，我的回信不會及時到達。你也可以寄信到基洛夫，註明：留郵局待取。為了保險起見，我到了基洛夫以後，會去郵局和電報局查問。
　　十天以後，斯維塔又寫了一封信，確認她的旅行計劃：
　　所有計劃如前，即，15號出發去基洛夫，21號和你相會。如有緊急情況，用複寫紙寫信，一式兩份，分別寄莫斯科和基洛夫，留郵局待取，或者請你的同名人打電報來。
　　這時，伯朝拉已是夏末了。列夫9月4號發信給斯維塔，信中說：
　　秋天快到了。前天早晨出現了第一場霜凍，當地的菜地，馬鈴薯都凍了，就我們那塊地沒上凍，因為，有一半地，夜間有遮蓋，另一半地，臨近乾燥車間，不上凍，所以沒有霜凍。不過，菜地也不長什麼菜。夏季時間實在太短了。夜已經不是若有若無了，現在晚上九點到凌晨兩點半是黑天。
　　斯維塔8月20日的來信，果然不出所料，列夫是9月5日收到的。既然知道斯維塔肯定要來了，列夫必須計劃好，怎樣接待她，怎樣把她偷偷帶進木材廠，又怎樣把她偷偷帶出去。到了9月7日，列夫計劃得差不多了，於是給斯維塔寫信：
　　斯維塔，果然不出你之所料，你的信是9月5號到的……但是我沒有立即回信，因為看你的計劃，我得先調查一下，看看是否可行。這封信在你動身之前不一定能寄到你手裡。我仍然不能給你具體的答覆，至少今天晚上之前還辦不到，但是我必須現在就寫這封信，也許你走之前或許還能收到。你表哥48[1]的確切地址，你會收到的，將發電報告訴你(電報將發到基洛夫，是留郵局待取)。你可以在你表哥那裡住兩三天。你必須去你表哥家，他會告訴你怎麼辦。附加的行李，就放在他家吧。記住，這就是你的主要目的。下一步怎麼辦，等到時候再考慮，現在先不用著急。關於書，都怪我。恐怕又讓你受累了——最好用郵包寄給我。如果我的同名人同意，就按照你原來的想法，給他寄去吧，照相器材也一併寄給他。
　　列夫寫信那天是9月7號，那天斯維塔在家裡，沒出去，因為莫斯科正在慶祝建城八百周年。她在自己的房間裡給列夫寫信：
　　禮炮剛剛放完。媽媽出去逛街去了，爸爸和我昨天已經出去逛過了，我們逛了很久。其實，窗外一切盡收眼底——紅場上空飄著氣球，氣球上懸掛著兩個(列寧和史達林的)巨幅畫像，容光煥發，神采奕奕。全市上空紅旗招展，鮮豔奪目(也是懸掛在氣球上)，街上燈火通明。空中的氣球放出煙火，霎時間點亮了夜空，五彩繽紛，好像一張張大網在天上張開，有藍色的，有紫羅蘭淡紫色的……我特愛聽禮炮的聲音……橋上都裝上了白熾燈，掛滿了燈籠和彩色的花籃。河上的遊船都張燈結彩。莫斯科發電廠燈火通明……昨天，我和爸爸十點出去的……市中心擠得水洩不通，寸步難行。所有的廣場都搭起了臺子，交響樂隊舉行露天音樂會，有一百二十個移動式探照燈，市場上到處都是薑餅屋……真是天下奇觀，獨一無二……莫斯科全城的人都到街上來了，真是萬人空巷。
　　莫斯科夜景(慶祝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
　　三天後，9月10號，是斯維塔的三十歲生日。列夫沒收到新的消息。斯維塔馬上就要出發了，列夫擔心她一路上有很多危險，又不知道現在情況怎樣了，乾著急，幫不上忙。斯維塔能來得成嗎，列夫不敢抱希望。
　　事情都不會像預期的那樣進行的。我好幾天都矇在鼓裡，沒辦法打聽了。我的同名人(列夫·以色列維奇)，這些天連影兒都沒見到。見到他，我就給你發電報——兩天後吧。今天是你生日。今天，我總想自己一個人待會兒。所以，此時此刻，我正獨自坐著工作呢……也正在想你。我的想法也有不清楚的時候，心情也不總是愉快，有時候很亂，我想，這也是情理之中吧。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這些想法是我人生當中最重要的東西，很遺憾，不能用這些想法做點有用的事情，也不能付諸實施。
　　斯維塔生日過得很愉快，9月12號她寫信告訴列夫：
　　研究所的同事給我送了兩大束鮮花(劍蘭、大麗菊、翠菊)，媽媽又給了我一束(康乃馨)，一共三束了。他們說，花兒是吉兆。我把幾枝翠竹插在實驗室的燒瓶裡，自己欣賞，也插了幾隻在大破璃杯裡，送給濟德齊克觀賞。剩下的放在家裡了。伊琳娜和舒拉給了我一件很特別的衣服，是我為了北上特地要的。我生日，舒拉沒來……但是伊琳娜來了，還有研究所的麗達也來了……媽媽烤了菜餅，好吃極了，我們有兩個蛋糕(用配給證買的，用糖票換的)。
　　斯維塔原來告訴列夫，她9月15號出發，忽然壞消息傳來，15號走不了了，沒做好準備。研究所的事情往後推遲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出差的詳細計劃都寫好了，在我公事包裡。但是會計室空了，沒錢，9月20號之前都不會有錢。」親戚朋友開始給斯維塔湊錢，一共湊了大約一千盧布，比她的月工資還多。這期間，斯維塔還從所裡拿到「三四百盧布」(濟德齊克不在的時候，斯維塔負責管理實驗室。這錢是勞動所得，理應付給她)，具體情況是這樣的：斯維塔寫了一份報告「工資與工資標準的差異」，然後把這份報告夾在一堆文件裡，一起呈交給所長，所長當時也沒認真核對，拿過來就簽了字。於是，所裡付給斯維塔這「三四百盧布」，作為酬勞。這筆錢，斯維塔要是要不來的(研究所沒有現金，總是找藉口，不給員工付款)，說不定上面還會倒咬一口，扣斯維塔一頂帽子，說她缺乏一心為公的精神，還會數落一番，說什麼作為研究團隊的領導者，必須具備這種精神，等等。甚至還會問出一些尷尬的問題，盤問她突然要用錢的原因何在。斯維塔如此這般把所長糊弄了一頓，糊弄出三四百盧布來，但是她忐忑不安：斯維塔本來就擔心路上會有什麼更大的風險。這點外快，讓她更不安寧了。她給列夫寫信說：「各項準備正在做，我很緊張，緊張的原因是有點迷信，生怕一切都準備好的時候又走不了了(即使能走得了，說不定又會出什麼差錯)。」
　　列夫想和同名人(列夫·伊斯瑞爾維奇)取得聯繫，把斯維塔來訪的計劃最終敲定，可是到現在還沒聯繫上。9月5號到現在，列夫·伊斯瑞爾維奇音訊杳然，都沒見到一個影兒。列夫給斯維塔寫信：「所以，你信裡說的，我沒辦法轉告他，沒辦法事先通知他，有什麼託他辦的，也沒辦法告訴他。」她來之前，列夫這邊兒還有重要的準備工作要做。列夫是這樣計劃的，聯繫上列夫·伊斯瑞爾維奇以後，馬上發電報到基洛夫，把這邊準備的情況通報給斯維塔知曉。9月17號，列夫寫信給斯維塔，他寫道：「總而言之，過去十來天，事情辦得都不怎麼順利。」主要是最近出了一個差頭，這一段時間，列夫被困在集體宿舍裡出不來，他所在的第二營區實行安全警戒，這樣一來，他就更難到工業區去接她了。
　　五天以後，9月22號，還沒有同名人的音訊。列夫尋思，一定是他病了。從9月5號到現在，斯維塔也沒有信來。一位自由工人覺得，斯維塔可能週一已經從莫斯科出發了，於是就以列夫的名義發了一封電報到基洛夫(留郵局待取)，告訴斯維塔：到了科日瓦以後，就到列夫·伊斯瑞爾維奇的地址去，在那裡等候通知。
　　斯維塔當時的行程，現在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走的了。這麼多年過去了，斯維塔記不太清了，好像是9月20號過後不久從莫斯科出發的。父親和哥哥兩人送她到雅羅斯拉夫爾火車站，又把她送上開往基洛夫的火車，她在基洛夫至少得待三天，名義上是出差，到輪胎廠辦事。按照計劃，斯維塔從基洛夫給濟德齊克(他知道整個內情)發了一封電報，通知他，出差要「耽擱幾天」。然後，斯維塔坐火車去科日瓦，這段火車票是她父親從一個軍官手裡非法買來的，那軍官同意讓她做「私人助理」，條件是，到了科日瓦就得把火車票還給他。斯維塔的臥鋪是上鋪，她後來回憶說，坐臥鋪可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享受」。
　　斯維塔一路北上，在科特拉斯換了車，繼續往科日瓦出發。當時，她作何感想？看到鐵路沿線的第一座崗樓和鐵絲網的時候，害怕了麼？非法進入勞改營區，想到過那種種風險麼？1948年4月，回想幾個月前的這趟祕密出行，斯維塔覺得當時並沒有害怕，因為她早想好了，「此行也有可能落空，見不到列夫，有了這個心理準備，心情很平靜」。斯維塔心裡有數，此行成敗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所以，她沒有在成功的願景裡投入太多的希望。這很有幫助，能保持鎮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回過頭來看這次私自進入勞改營，真是後怕呀，當時確是膽大包天。時隔七十多年，至今記憶猶新。斯維塔坐在廚房裡，一幕幕猶在眼前，她覺得，當時去看列夫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她也說：「當時一門心思就去了，危險連想都沒想。怎麼這麼大膽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件傻大膽的事，肯定是鬼迷心竅了。」此行是非法的，隨時有被抓住的危險，為了掩蓋，一旦暴露也好有個藉口，她的朋友舒拉給了她一件女式軍裝。這是舒拉用她自己的舊軍裝卡其毛料做的。斯維塔後來寫道：
　　多虧這件軍裝救了我。當時，車廂裡乘警正在查票、查證件，乘客挨個兒地查。我儘量地往後躲，想躲過去。我儘量低著頭，好不容易把軍裝穿上，同時眼睛儘量往別處看，避免接觸到乘警的目光。但其中一個乘警徑直走到我跟前，說我的票不怎麼對勁，有違法跡象，他想把我帶下車去盤問。我怎麼解釋這張假票呢？我也不知道是誰的票啊——上面標的旅客名字很可能是個男人的名字，可我是個女的啊。我甚至都不知道去什麼地方。再說，這張火車票，到站時，還叫我還給那位軍官呢。不過，當時車上的旅客都是當兵的，以為我也是他們中的一員呢，就過來幫我說話，和那個乘警連說帶笑地理論起來：有什麼差錯也不是她的錯啊，他們這麼說！後來，那個乘警就沒再叫我下車了。
　　斯維塔坐車一直坐到科日瓦，這地方離伯朝拉還有幾公里的路，到了伯朝拉，斯維塔找到列夫·伊斯瑞爾維奇住的房子。這是一個半地下的房子。他住一個小房間，那房間極小。這些天，他父親從列寧格勒來了，和他住在一起。他之所以沒來木材廠和列夫接頭，可能就是因為他爸來了。由於房間太小，睡覺的鋪位就非常擠。第二天，以色列維奇和斯維塔一起來到木材廠。蘇維埃大街起點是伯朝拉火車站，終點是勞改營大門口。他們兩人從頭走到尾。這蘇維埃大街是一條土路，街兩邊各有八棟宿舍，都是木頭房子。人行道就是地上鋪的木板。他們轉進蘇維埃大街，路過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建築風格是新古典主義的。這是城裡第一座石材建築。北伯朝拉鐵路勞改局是最近從阿別茲搬到這裡來的，這個房子剛蓋好，給它做機關大樓。大樓外面有衛兵站崗，但並沒有把斯維塔攔住查證件。斯維塔和當地人明顯不同，一看就不是這裡的。以色列維奇和斯維塔從莫斯科大街轉過來，經過第一營區宿舍和車庫街的汽車車庫，向木材廠的大門口走去。他們打算對門衛說，斯維塔是一個自願留營的自由工人的妻子，住在營區裡。
　　木材廠的安保比較混亂。看守大約有一百人，負責巡邏監獄區。他們大多都是農民出身，服過兵役，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報名來當看守，為的是逃避家鄉的集體農莊。他們很多人都是文盲，大多都酗酒，差不多所有看守都受賄，偷盜勞改犯的東西。他們還搶劫木材廠的倉庫，尤其是到工業區裡面的各個馬廄裡搶東西。工業區外面靠近第一營區有個風車磨坊，他們經常去那裡搶糧食。第一營區發生過一個大案，是十多個看守合夥幹的：他們把燕麥偷出去，做成伏特加，然後再賣給勞改犯和自由工人。1946年，好幾噸燕麥就這樣不翼而飛了。
　　1940年代末，科日瓦火車站
　　看守有個大毛病，他們總是喝得酩酊大醉，清醒的時候少。木材廠的黨委檔案室裡堆滿了紀律聽證會的報告，有因「工作時間喝醉酒」而遭申斥的，有「在警衛室值班時醉得不省人事的」，有「醉酒後好幾天不上班的」，等等。黨的各級領導全都一致認為，警衛人員酗酒對安全危險最大。曾經有過看守喝醉了，在警衛室睡著了，結果犯人走出勞改營，揚長而去。也有犯人賄賂看守，得到看守的許可，進城去找女人去了，回來再向看守行賄，看守就放他們回宿舍，熄燈時算他們「在」。伯朝拉遠在天邊，遙遠本身就是一種監禁——除了勞改營之外，這裡離哪裡都有一千公里。
　　也有的看守收受賄賂，讓外人進入監區。1947年，木材廠召開黨的會議，批評營區管理不善，外人沒有通行證，竟然被放進營區，私自會見自由工人。會上通報說，這樣的事發生了好幾次。外人闖入營區後，當局查不出來：街上照明不好，一共才有七個路燈，當初裝路燈是為了工作，不是出於安全的考慮。一共有八個崗樓，上面都有探照燈，鐵絲網四周都能照射到，但是其中三個沒有燈泡。
　　1940年代末，木材聯合企業的看守
　　列夫·伊斯瑞爾維奇和斯維塔順利來到勞改營大門口。大門搖搖晃晃，來一陣風就能吹倒似的，還沒有兩邊的木頭和鐵絲網結實。大門上方有一塊帶邊框的三夾板，上面寫滿了宣傳口號。三夾板上方是勞改營的標誌：鐮刀錘頭。大門右邊是警衛室，進出勞改營都要經過這裡，都要出示通行證，讓值班警衛查驗。勞改犯進出都要計數。
　　斯維塔對門衛說，我丈夫是志願留營的工人，住在營區裡。門衛不讓她進去，說必須要由她丈夫出來接她才行。以色列維奇有通行證，就說，他進營區找她丈夫，讓她丈夫來大門口警衛室來。以色列維奇去了很久也沒回來。門衛對斯維塔很無禮，說話非常粗野，竟然說什麼「北方的女人」(指丈夫被關在勞改營的女人)，聽那口氣，好像他已經猜到了斯維塔是在說瞎話。以色列維奇終於回來了，還帶來了「丈夫」，只見這人渾身上下濕了個透，酒氣熏天。這是營區裡的一個自由工人，以色列維奇叫他來，假裝是斯維塔的丈夫，可是正要他好好表演的時候，他卻醉得不省人事，竟然睡著了。以色列維奇只好拿來一桶冷水，朝臉上一潑，他這才清醒過來。斯維塔後來回憶說：「那人一臉不好意思的樣子。夫妻見面是要親吻的。我可不想吻他，於是我就撲了過去，罵了起來：『我不是給你寫信了嘛！你連來接我都不接！』那人假裝慚愧的樣子，連說：『我們走吧，走吧！』」那門衛還沒來得及盤問，說時遲那時快，斯維塔和她「丈夫」已經進到勞改營裡面了。
　　他們來到這位「丈夫」住的房子。原來他有妻子，可是事先也沒告訴她，她不知道丈夫已經答應人家，要讓列夫和斯維塔在她家會面。那位妻子衝著她男人吼叫起來，那丈夫酒氣沖天。兩人頓時吵得不可開交。斯維塔回憶說：「倒不是因為嫉妒，而是因為害怕被人發現，這是夥同列夫和斯維塔共同犯罪，一旦漏了餡兒，要蹲監獄的啊。」其實，列夫早就來了，藏在外面，正等著斯維塔來呢。這時，那夫妻兩人正吵得臉紅脖子粗的，列夫進來了，一個箭步跑過去護著斯維塔，生怕那人的妻子一怒之下傷害到斯維塔。列夫和斯維塔做夢也沒想到，他們久別竟是如此重逢：破爛的房子裡，一個女的嚷個不停，一個男的醉眼惺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還真的走到了這一步。六年來，他們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這一刻，本以為見面時只有他們兩個，能夠卿卿我我，沒有任何打擾。沒想到，如今完全是另一番場面。情況非常緊張，充滿危險：那妻子極為害怕，又氣得不得了，說不定會把看守叫來，表白這件事與她無關。現在，列夫和斯維塔只能隔空對視一下，不敢出聲。列夫回憶說：「我們兩人都得克制感情，在那種情況下，沒辦法撲到對方懷裡，熱烈擁抱。我們現在是犯了大法，必須要小心。」
　　營區有一座木頭房子，樓上有兩間房，這對夫妻就住這裡：一間有傢俱，另一間空徒四壁，什麼都沒有。斯維塔記得他們給我們拿過來兩把椅子，我們坐在一起，坐在這空蕩蕩的房間裡。這時候，列夫的朋友們就出去幫我們找地方，另找一個藏身之處最後終於來了消息，說他們兩個可以住在亞歷山德羅夫斯基家。
　　亞歷山德羅夫斯基這家人也住在勞改營裡，住的房子離這裡很近。妻子名叫瑪利婭，是電話接線生，目前和兩個小兒子單獨住在這裡。她丈夫亞歷山大在伯朝拉監獄裡服刑(有人在火車站咖啡廳偷他的東西，他和那傢伙打架，遂以「流氓罪」被抓)。瑪利婭晚上要去蘇維埃大街電話局上夜班。下午有一位看守要帶妻子來她家串門。等他們走後，瑪利啞就會把電燈都關掉，表示安全了。列夫和斯維塔一見燈滅就可以到她家來了。
　　天一黑，列夫和斯維塔就悄悄溜了出來，加快腳步向瑪利啞家走去。瑪利啞家對面有一個木頭堆。列夫和斯維塔躲在木頭堆後面，等待看守離去。他們兩人正躲在那裡呢，忽見一個看守徑直向他們這個地方走了過來。他們尋思，壞了，準是這個看守發現了他們，這可大事不好了：斯維塔會被捕，並且給她安上一個罪名：反國家罪；列夫的刑期又會多判幾年，送到大北邊的勞改營去懲罰。可是，他們一聽，那傢伙走到木頭堆另一面就嘩嘩地撒起尿來，尿完就走了。
　　來瑪利婭家串門的客人終於走了。她家的燈滅了。列夫和斯維塔從潛藏的地方探出身來，三步併作兩步，急忙走進屋裡。裡面只有兩個小房間，有一個房間裡放著一張單人床，瑪利婭平時就睡在這裡，還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另一個房間，地上鋪著鋪蓋，她兩個小兒子睡在上面。列夫和斯維塔進來的時候，兩個小孩正在瑪利婭房間裡睡覺。於是，列夫和斯維塔就到另一個房間去。斯維塔記得：「那一夜，我們一點兒都沒睡。」列夫也說，終於沒有別人，就我們兩人了，再沒有害怕的了，兩個孩子已經睡著了，我們這才自由了，我們盡情地接吻啊，擁抱啊……不過……僅此而已，沒做別的。」列夫沒說的，斯維塔後來講了出來：「當時我問他：『你想要麼？』他想了想，回答說：『可是會有什麼後果麼？』」
　　列夫和斯維塔在瑪利婭的房子裡共同度過了兩個夜晚。白天，列夫在發電站工作，斯維塔待在屋裡，和瑪利婭的孩子玩耍。第二天晚上，列夫和斯維塔壯著膽子走出來，去實驗室探望斯特列里科夫。列夫好幾個朋友都來問好——大家都對這位年輕的姑娘佩服得五體投地，竟敢冒這麼大的風險來拜訪他們。大家都把寫好的信交給她，託她帶走，幫他們寄出去。
　　第二天，有個人來接斯維塔，把她悄悄送了出去。斯維塔沒記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她一個人走到火車站，在售票處旁邊的大廳裡等著買票。售票處只在火車進站前不久才開門售票。斯維塔坐在行李箱上，雙手托著下巴，不知不覺累得睡著了。火車進站、大家都上了車，她才醒過來。她急忙抓起東西，買了一張票，向火車跑去。車票上標有指定車廂，已經全滿了，還不錯，讓她「到一節衛生車廂去了，那節車廂全是空的，一個人都沒有」。斯維塔在座位上躺下，睡了過去。
　　車到科日瓦，斯維塔醒了。當時正是深夜。她走到以色列維奇家，在那裡睡到第二天早晨。斯維塔臨走之前，以色列維奇給她照了兩張照片，準備送給列夫留念——一張照片是她坐在藤椅上，背後是一張掛毯，作為屏風，照相館的照片都是這樣的，另一張照片是她穿著大衣，肩背手提著行囊，從他家走出去。
　　斯維塔從科日瓦給列夫寄出了這封信：
　　我親愛的列夫，我還在科日瓦呢。昨夜沒有直達車，但是今天我要買到一張直達車票。列夫·以色列維奇明天會給你講我出發的情況。非常順利……我在(伯朝拉)火車站睡的覺，坐上火車，又一路睡到科日瓦。我半夜時分到的以色列維奇家，輕輕把他叫醒。然後我又睡到今天早上，中途一次都沒醒。
　　目前我很好，我看東西的那兩個小孔裡，沒流出任何水來。可能是因為這一切都還像做夢似的。列夫啊，昨天，我忘了告訴斯特列里科夫，瑪利婭沒在家，我沒見到她。別忘了告訴他……列夫啊，請代我再一次向大家致謝。我拙嘴笨舌的，不知道說什麼好，但是他們還是能明白我的意思的。
　　以色列維奇要給你一個驚訝一暫時保密，不告訴你是什麼。
　　列夫當天就給斯維塔寫信說：
　　親愛的斯維塔，今天連天氣都令人心煩意亂。風特別大，今天早晨還下了雹子。一切都黯淡無光，真是一個悲慘世界。我在等我的同名人來。他可能明天來吧。當然我很擔心……今天早晨，我和格列勃(瓦西里耶夫)聊天，一直聊到九點鐘。我們喝了茶。大家都到斯特列里科夫這裡來了。他走以後，我就把《秋天的日子》49[1]裝在鏡框裡，掛在斯特列里科夫床頭了，然後我坐在鏡框下面，想沾點「好運」……尼古拉(里列耶夫)今晚想來，奧列格(波波夫)可能過一會兒會順道來坐會兒，但是我想一個人待會兒。
　　列夫急切地等待斯維塔寫信來，他想盡快聽到斯維塔平安到家的消息。斯維塔想溜出營區，被抓住的風險相當大。兩天後，列夫寫道：「親愛的斯維塔，亭亭玉立的斯維塔，到今天，10月3日，我還沒收到你的來信。心煩意亂，什麼都做不下去，心裡只想著你。」從科特拉斯寄來的信終於到了，裡面還有兩張斯維塔的照片——列夫·伊斯瑞爾維奇要給列夫一個「驚喜」，原來是照片：
　　斯維塔的兩張照片
　　我親愛的、美麗的斯維塔……信終於到啦！謝天謝地，一切均好。衷心感謝所有的人，有一個算一個，我感謝所有的人。看到你的短短信箋，我馬上就猜到了，你說的驚喜指的是什麼，我猜的一點兒不差，但是打開信一看，那份驚喜一點兒都沒少。再過十年(坐在沙發裡)，你也一點都不會變，就像你現在這樣。你每個方面都永遠美麗可愛……
　　斯維塔，你確實是令人難以置信地美麗，大家都向你問好，但是我不知道怎樣表達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只想做一件事：想念你，描寫你。我現在避開大家，不想和別人談話，只和德爾列茨基談了幾回。看書也看不下去……我總在看《秋天的日子》這幅畫，看也看不夠，不忍離去……我親愛的、溫柔的斯維塔，緊緊握手。
　　10月5日，斯維塔回到了莫斯科。她沒有按計劃給列夫·伊斯瑞爾維奇拍電報，因為前一封電報被科日瓦郵局扣下，沒發出去，「立刻變成了所有當地人的財產」(指內容可能已經被報給了內務部勞改營當局)。兩天以後，斯維塔給列夫寫信，告訴他回來一路上的所見所聞：
　　我花了二百五十盧布，弄到直達車的座位。你那位同名人給了我車票，還把我送上了車。我給他那小房子照了一張(照片)留念，我在那房子裡度過了三個夜晚呢。起初，列車長把我領到一個空車廂裡，幾乎沒什麼人，我剛睡著，他就來讓我和一個男人換座位，那人跑到女人堆裡去了，他想換座位，到別處去。我樂不得地和他換呢。車上遇見三位姑娘，是空中製圖考察隊的攝影技術人員。她們是從終點(沃爾庫塔)上來的，要一直坐到莫斯科。車上無所事事——忘了帶本書，回來的路上看——於是，我一路上都在睡覺……火車到站我都沒醒。
　　我9月5日(四點三十分)到的家，小睡了一會兒，和阿列克玩了一陣子。然後我就去蒸了蒸三溫暖，回來做午飯。那天，媽媽發燒，燒到三十九度呢……
　　莫斯科陰沉沉地接待了我——天氣很冷，還下雨(但不是淫雨霏霏，連月不開的那種)。以前是天天為麵包發愁，現在是為馬鈴薯發愁，商店裡沒有賣的，黑市價格太高，已經七盧布了(過去才三盧布)。大家都在囤積……糖根本見不到影兒了，糕點和麵包全都沒貨。真是鬱悶啊。現在，樹葉都快掉光了，市場上也沒有花兒賣了。列夫啊，親愛的，先寫到這裡吧，再見。祝萬事如意，永遠愛你。還沒來得及見大家，凡是見到的都向你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