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祕密信使網絡

　　在勞改營系統內工作的人，很大一部分並不是勞改犯，而是所謂掙工資的自由工人。勞改營裡一直都有這類自由工人，但是戰後那些年，他們的數量多了起來，尤其是在木材拖運和土木建築這兩個行業，最為突出：原先大批勞改犯用手工做的工作，漸漸改用機器了。有了新機器，就得有人來操作，還要懂技術，有專業知識。於是必須招聘工人，僱來以後要付工資。到了1940年代末，各地勞改營內，建築業的勞動力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自由工人。
　　這些自由工人，以前大都是勞改犯。他們服滿了刑期，沒別的地方可去，於是就原地就業了。史達林大恐怖時期判刑八年、十年的，在戰後那些年，陸續刑滿了。這種刑滿就業的人多達好幾百萬。當局設置了各種障礙不准他們走，很多人想離開勞改營也走不成。典型的做法是內務部不給這些人發「出營許可」，沒有這玩意兒，專業人員和合格的技術人員就出不去，只好繼續留在勞改營工作。還有的人無家可歸，家人都已經失去聯繫很多年了，也有的已經在勞改營裡結婚成家了。
　　1946年，伯朝拉木材廠這個勞改營裡，有四百四十五名自由工人，大部分都是內務部僱的，有的是專業技術人員，有的是部門負責人。這些人和家屬住在一起，住址哪裡的都有——有住在監獄裡頭的，也有住在監獄外面的。監獄裡專門有一個區域，是自由工人住的，距離發電站不太遠。住在外面的也在監獄裡工作。他們的居住條件比勞改犯強不了多少。很多人不是住集體宿舍，就是住工棚裡。集體宿舍擠得不得了，工棚也是一個單人房住七個人。1946年10月，該木材廠勞改營的黨委領導開會討論一個報告。報告裡說，勞改營裡自由工人的住房面積，每人只有一點八平方公尺。勞改營有規定，勞改犯居住面積，每人一點五平方公尺。所以，情況沒好多少。那些木頭平房，沒有自來水和抽水馬桶，房頂大都漏雨，所有的房子裡，連最起碼的傢俱都沒有(而勞改營就是製造傢俱的)。自由工人住的這個地方，在勞改營的一個角落，非常髒亂，室外沒有照明，沒有洗澡的地方，也沒有廁所，只有一口水井。這個地方到處都是勞改營扔的垃圾——鋸木屑、樹皮、引火材——全是火災隱患，還招來老鼠。
　　當年勞改營工業區的住房，右邊遠處是發電站的煙囪。
　　管理勞改營，自由工人起的作用很大。但一般來說，他們比較向著勞改犯，同情他們，畢竟自己以前也是勞改犯嘛。相比之下，自由工人對內務部、對勞改營的黨領導都不怎麼感冒，黨領導也都不信任他們。1945年12月，有一次開會，討論自由工人的問題。勞改營黨委書記維特洛夫同志就說：「我們周圍都是心懷不滿的人，他們過去都是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加強志願隊伍35[1]的宣傳動員工作。」
　　自由工人和勞改犯打成一片，勞改營當局看在眼裡，放心不下。勞改營分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由工人的居住區、勞改營管理機關、機關飯廳、俱樂部會所和商店；另一部分是工業廠區。這兩個區域之間沒有真正的隔離帶。列夫他們這些囚犯，當班的時候，可以在工業區內自由走動，沒有看守跟著。1949年的時候，這兩個區域之間有一道鐵絲網。自由工人居住區，進出都要經過警衛室。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鐵絲網也不是天衣無縫。發電站和河邊的外層鐵絲網之間有一片荒地，勞改犯穿過這片荒地，就可以進到自由工人居住區來了，還算容易。以前這裡沒有鐵絲網，只有一個臨時崗亭，進去要登記。那會兒，勞改犯來來去去很正常，常看到他們在俱樂部，和自由工人在一起喝酒。常聽說自由工人和勞改犯同居，看守也有同居的，其中甚至有黨員也搞同居。有的都有孩子了，在一起過。內務部號召加強安全措施，遵守古拉格的規章制度。可是，一來沒資金，二來大家都飢寒交迫的，日子難熬，而且人都是有弱點的，加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到頭來，內務部前功盡棄。於是，在這勞改體系的邊緣地帶，種種小打小鬧的自由悄悄滋長了起來。
　　很多自由工人都偷偷地幫助勞改犯送信。有的是有償服務，賺點錢物。但還是純粹幫忙的人多，他們仗義而為，分文不取，有為了朋友挺身而出的，也有同病相憐助人為樂的。他們把信藏在衣服裡，帶出監獄營區，拿到「小上海」那邊的郵局寄出去。他們還通知外面把信寄到他們家，收到信後再偷偷帶進監獄營區。不管是帶出去，還是帶進來，都繞過了古拉格審查人員的檢查。不過，勞改犯和外面的親友通信，還是寫得含蓄一點兒為好，以免來回送信的人被看守抓住，會牽連別人。內務部也是心知肚明，知道有人暗中幫人捎信，幾次三番決意禁絕此事。獄方擔心的，不只是犯人在信裡實話實說，把勞改營的情況照實捅出去，洩露了祕密，而且還有一個更直接的憂慮，就是怕外面給勞改犯寄假證件、寄錢，幫他們越獄。
　　到了1947年，列夫交了好幾位自由工人朋友，他們二話不說，隨時準備幫列夫寄信給斯維塔，再替列夫接收斯維塔的來信。列夫寄出的信，倒不是全都經過這個非法管道寄的，但是每逢要給斯維塔寫重要的事情，列夫就用這個管道寄出去。3月到6月間，這個郵遞系統逐步完善，後來完全運行起來了。3月1日，列夫有一封重要信件要寄出去，可是他還得等待，等著找人幫他寄：
　　親愛的斯維塔，我得給你寫一封信，要講很多很多事。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寄出去。等我確知信落到你手裡，並且只會落到你手裡，我再郵寄。估計會有機會的。確實，一旦寫好了信，等待時機寄出，也是很危險的。我打算寫兩個問題——一是極小極大(minimax，即列夫不服判決，要上訴)，二是看看能否見一次面。
　　到了5月14日，列夫就用這個「新管道」寄信了。不過，凡事開頭難，還是有點問題：「寄信的『新管道』暫時停用，特此告知。有兩封信等待寄出，已經等了兩個星期了。」6月2日，列夫可以確認：「用這個新管道，我的信好像更準時了，因為不必經過瀝青(暗語，指勞改營檢查信件的看守)，卡住的危險少了。」
　　這個時候，列夫的首席祕密信使和列夫同名，叫列夫·伊斯瑞爾維奇(Lev Izrailevich)，是個猶太人，小矮個兒，眼睛很有神，圓圓的腦袋有點禿頭。他住在科日瓦(Kozhva)，在伯朝拉河對岸，是個面積很大的聚居點，他在那裡當鐵路調度。列夫5月16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我認識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先生。」
　　我還沒問他的名字，但我們談得很開心……他很聰明，很有文化。原來他是列寧格勒來的，在工學院36[1]上過學(沒讓他畢業)，當記者一直當到1937年……列寧格勒的大人物，工業巨頭之類，他都認識。
　　列夫·伊斯瑞爾維奇於1937年被捕37[2]。被捕前，他是大眾刊物《科技報》的學術祕書，已經寫了好幾本書，其中就有《怎樣親手製作物品：實用手冊，附圖紙四十張》(1927年版)，這本書教讀者製作很多東西，複雜的有顯微鏡、照相機，簡單的有家用器具，例如衣架。他的書都是科普讀物。他想在蘇聯群眾中普及科學知識。以色列維奇從伯朝拉勞改營釋放出獄後，就定居在科日瓦了。他住的房子是個木頭房子，半臥在地下，免得透風。他當調度，也常來木材廠兼職，當技術員、修理工。他有一張通行證，任何時間都可以進出工業區。他酷愛攝影，於是給勞改犯照相，然後把照片給他們家人寄去，賺點外快。
　　偷送信件是這麼操作的：斯維塔把寫給列夫的信，交給這位「同名人」列夫·伊斯瑞爾維奇，並按照他的要求，附上幾樣東西，一併交給他帶走：照相用的相紙、化學品等材料；「同名人」把信帶到勞改營裡，交給列夫，所帶物品照價付款給列夫，然後把東西拿走；列夫如有信給斯維塔，「同名人」當場取走。這樣一來，斯維塔不僅能讓列夫收到信、收到包裹，而且還能收到錢。若不這麼遞送，看守們就把錢偷去，中飽私囊了。列夫在信裡也寫了偷送信件的始末：
　　(6月16日)我最近又見到了以色列維奇。他還在幫人照相賺錢，顯影劑總是不夠用，我們實驗室資源有限，少得可憐，實在幫不上他什麼忙。哦，對了，他說，如果誰要給我寫信，或者給我發電報，可以用他的地址，這樣又快又安全。地址是：科米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科日瓦火車站貨運部列夫·雅科夫列維奇·以色列維奇轉交我收。他隨時可以給我打電話，打到發電站。
　　(7月24日)以色列維奇非常感謝你的努力。HgCl2只要藥面，別的形態不需要，有硝酸當然更好……他還要6X9的膠卷和光面的相紙，多大的都行，軟的硬的都要。當然，費用他付……太好了，你的信，我現在都能收到了……只要有一個東西，這件事就可以辦啦，就是攝影材料。這類東西(至少過去)不貴，但是不好寄，他要一公斤左右，先別買，等我通知。
　　(8月23日)昨天，以色列維奇給我送來兩封信，日期分別是8月10日的一封、12—14日的一封，編號46和47，此前的信還沒到呢……我寫信告訴過你，不要往發電站的地址寄，只往以色列維奇的地址寄，否則你的信會寄丟的，以前的信不就遺失過嗎？
　　斯維塔過去寫過一封信，問列夫，給「同名人」寄信時，信封上用不用寫上「列夫收」。列夫回信說：「照我說的辦，不要往發電站寄信。我的同名人那裡才是正確的地址。多虧了他幫忙：你可以不寫『列夫收』。」
　　列夫很喜歡和他的同名人在一起。兩人都對數學和理科感興趣，每次在一起交談，列夫都覺得很有意思。
　　和他交談，受益匪淺。除了談話的快樂之外，還有一點，我最喜歡：有時，他不如我知道得多，但是他有數學思維，所以悟性比我強。如果我太超前，蛋未孵出雞就開始數雞，他肯定會來糾正，叫我先別想得那麼遠。所以說，我們兩人辦事，一般都能辦得通。
　　但是，把兩個列夫連在一起的，不是數學，主要是攝影。以色列維奇幫勞改犯照了好幾百張照片。這在勞改營裡，可是前所未有。列夫給斯維塔寄來好幾張照片，是列夫和朋友們的合影。起初，列夫有點擔心，在勞改營裡勞改了六年，肯定變了模樣，斯維塔怕是認都認不出來了吧。4月份，他給斯維塔寫信說：「那天，真沒想到，有個照相的機會。」
　　附上一張照片，是加洗的，和原版差不多。前面是斯特列里科夫。我來稍微解釋一下吧，其他兩人，右邊兒那個是我，從照片上，你可以看得出來，我身體很不錯啊，所以說，我叫你別為我擔心，完全是有根據的……這個照片，我也給奧爾加姨媽和卡佳寄去了，寄到奧爾加姨媽的地址(留郵局待取)，只寄了一張。有機會，我得改一改不修邊幅的樣子，再給她們寄張新的。但是，我愛自己的臉蛋，還沒愛到要洗很多張、廣為散發的程度哦。
　　自1941年睽違至今，斯維塔第一次見到列夫的照片(這張照片後來丟了，找不到了)。斯維塔給列夫寫了回信：
　　卡佳姨媽今天來看我們了。她還沒收到你的照片呢。我這張，她看到了，很喜歡。她說你照得很有神采，一雙笑眯眯的眼睛。依我看是她眼鏡度數不夠，看得不清，殊不知，你的表情正好相反。但是，總的來說，這張照片比我想的更接近於本人。光線不好，臉上有陰影，一半太暗，不怎麼像你。但是，我斯維塔還是很感激你的同名人。
　　還有好幾位自由工人，也幫列夫和其他勞改犯偷偷捎信。他們把信偷偷帶出去寄走，再把代收的信偷偷帶進勞改營裡來。有一個人，名叫亞歷山大·亞歷山德洛夫斯基(Aleksandr Aleksandrovsky)，花白的頭髮，五十四五歲的樣子，他在供應科工作。亞歷山大出生在沃羅涅日(Voronezh，在頓河中游)，1892年生人，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內戰時期加入蘇俄紅軍。1937年，史達林鎮壓內戰英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Tukhachevsky)。他公開表示反對，旋即被捕，被判五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刑滿釋放後，轉為自由工人，繼續留在勞改營工作。他和妻子瑪利婭(Maria)住在一起，妻子年紀比他小。瑪利婭原先住在加里寧市(Kalinin)，戰爭期間撤退，疏散到這裡。瑪利婭在蘇維埃大街的電話局工作。夫妻兩人有兩個兒子，一家四口住在河邊一個地下室裡，1946年搬到工業區勞改營內犯人村，住進了集體宿舍的破房子裡。這房子非常窄小。牆是用三夾板釘的。廚房(沒有自來水)特小，轉身都費力，兩個小房間只有一張單人床。兩個孩子睡在地上。屋後有一個小園子，養了幾隻雞，還有一頭豬。亞歷山大和瑪利婭是斯特列里科夫的好朋友，經常在家裡招待斯特列里科夫和他電工組那群隨從。他們夫妻兩人很同情政治犯，盡力幫助他們，支持他們。瑪利婭在電話局偷聽官方電話內容，每當聽到當局計劃把勞改犯押送懲戒營地懲辦，或聽到別的什麼懲罰措施，就給大家通風報信。他們夫妻還幫勞改犯寄信、代收信件。他們的兒子伊戈爾(Igor)，喜歡集郵(列夫拜託斯維塔和他姨媽，每次寄信都貼不同的郵票，因為「這裡有個集郵愛好者」)。這孩子後來回憶說：「我爸常常把信藏在襯衫裡，有的信是從外頭帶進監獄裡面來，有的是從監獄裡帶到外面去。我爸有個通行證，可以進出工業區勞改營。他從來都沒有被搜身過。」伊戈爾還說：「我爸誰都不怕，他常說：『懲罰我？隨他們的便！』」
　　亞歷山大和瑪利婭抱著小兒子弗拉基米爾
　　木材廠有一位機器操作工，名叫斯坦尼斯拉夫·亞霍維奇(StanislavYakhovich)，他也是幫勞改犯偷帶信件的自由工人。列夫第一次遇見他是在發電站，當時他們兩人險些打起架來。亞霍維奇拿了列夫的手套，拿去的時候是乾淨的，可還回來時卻沾滿了油汙。當時，列夫剛來發電站沒幾天，還不到一個星期，所以決意要給別人看看，他列夫不是好惹的，不會逆來順受。列夫參過軍，身強體壯，深知要想活下去，就得有自衛能力。所以，列夫一下子撲到亞霍維奇身上，叫他小心點，再拿他的手套，就「把他的臉打開花」。亞霍維奇什麼也沒說，只是笑了笑。他是個大塊頭，比列夫高大多了。他看得出來，別看列夫說話很橫，但不是蠻不講理的人。真是不打不成交，兩人成了朋友。
　　亞霍維奇是波蘭人，家住羅茲38[1]，講俄語有點口音。他技術院校畢業，娶了一個俄國人，她老家在奧廖爾(Orel)39[2]，有一兒一女，兒子生於1927年，女兒是1935年出生的。他一直都是機器操作工，1937年被捕，抓到這裡來。幾乎可以肯定，他被捕不為別的，就因為他是波蘭人(只要是波蘭人，就可以扣上個「波蘭民族主義分子」的帽子)。亞霍維奇被判了八年勞改，在伯朝拉服刑，1945年刑滿釋放之後，原地就業。他現在和一個女的住在一起，名叫柳斯卡(Liuska)，也是一個刑滿釋放的勞改犯。他們兩人住在集體宿舍那個破房子裡，有一個單人房。他住的那條街就叫木材廠街，剛好在工業區鐵絲網外面。
　　亞霍維奇在伯朝拉待了這麼多年，對勞改犯深切同情，總是想辦法幫他們的忙：幫他們跑腿辦事，給他們拿吃的東西，替他們送信。做這些都是冒很大風險的，但是他願意。勞改犯，有的像他一樣，妻離子散。他對這樣的囚犯格外同情。1947年，他要去奧廖爾，勸妻子和女兒來伯朝拉和他同住。
　　斯維塔的來信，越積越多。列夫把信捆成一捆，藏在工棚住處的地板下面。有一次，列夫把地板撬開，把這捆信取出來，交給亞霍維奇。他想叫亞霍維奇把信帶出勞改營，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存起來，將來再找人把信帶回莫斯科，由斯維塔收藏。因為這些信上面都沒有監獄審查人員批准蓋章，所以都是非法信件，萬一搜查的時候被看守們發現，就會全部沒收銷燬。列夫也會被罰，會被關進小號，單獨監禁，或者轉到第三村去。那個地方條件極其惡劣。那裡的勞改犯，如果再違反了什麼規定，就要被押到條件更加險惡的監獄，進行嚴懲。亞霍維奇接過那捆兒綁得緊緊的信，掖在衣服裡面，向勞改營大門口走去。不料，門口的看守注意到了他衣服下面的鼓包，攔住了他，問他是什麼東西。亞霍維奇答道：「什麼，這個嗎？就是紙。」那看守說：「給我看看。」亞霍維奇把包拿了出來。看守說：「這可都是信啊。」亞霍維奇答：「信有什麼關係？不知道誰扔的，我把它拿到廁所去當衛生紙用。」那看守揮手讓他過去了。
　　隨著這祕密信使網絡的不斷發展壯大，列夫更有把握能避開審查人員了，於是，漸漸地，越寫越白，暗語越來越少了。列夫換了這種新的寫法以後寫的第一件事，是好幾個月來大傷腦筋的一個問題：有人要報復斯特列里科夫，此事暴露出勞改營裡的人性黑暗面。斯特列里科夫是採礦工程師，技術特別好，所以才當上了實驗室主任，這個職位權力很大。木材廠的生產工藝都要拿到實驗室進行試驗、檢測。斯特列里科夫這個工作，誰都做不了。但是，他「頑固堅持」(列夫語)自己的做法，令勞改營好幾個大頭頭不快。本來上峰就給他們施壓，叫他們務必要完成生產計劃，而斯特列里科夫不就是個勞改犯嗎，可他竟然對勞改營頭子指指點點，告訴他們什麼可做，什麼不可做。這些頭子聽了，不禁懷恨在心。伯朝拉鐵路局林業部副部長，名叫阿納託利·謝赫特(Anatoly Shekhter)，1943年，斯特列里科夫和他發生了衝突：他用的材料不符合技術要求，斯特列里科夫說，這種材料不可以，叫他停了工。這件事一直鬧到古拉格最高當局那裡。最高當局說斯特列里科夫說得對。謝赫特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從那以後總是找碴，給斯特列里科夫穿小鞋，雞蛋裡挑骨頭，斯特列里科夫做什麼都不對。
　　1946年12月，謝赫特來木材廠視察工作，待了好幾個星期。乾燥室的頭頭，名叫吉巴什(Gibash)，他自己也是一個勞改犯，列夫說：「大家都說這人特能撒謊，還詐騙錢財。」此人乘著上司來視察的這個機會，想往上爬，就寫了一封惡毒的檢舉信，檢舉斯特列里科夫，說他說的木材不夠乾燥只是藉口而已，其目的就是拒不給各車間供料，因為木材其實是乾燥的。吉巴什把一塊木材樣品送到鄰近的實驗室做檢驗，那個實驗室一檢驗，發現木頭不潮，很乾燥，大家都懷疑這傢伙是先把木材烤乾了，然後才送檢的。這封檢舉信，用的是史達林大恐怖時期的詞，指控斯特列里科夫「把乾燥材料扣住不發，故意拖延工程用料，破壞工廠計劃，妄圖顛覆政府」。由於這封檢舉信，斯特列里科夫被撤職，扭送至內務機關，說他是「破壞」分子。斯特列里科夫向技術檢驗部申訴，當局又抽樣檢驗了更多的木材，斯特列里科夫最終得以復職。但是，吉巴什又提出了新的指控，此案一直拖到1947年1月份才結案，當時列夫有信給斯維塔：
　　我本來不想寫這件事，太令人傷心了，不可與外人道，只能告訴你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為什麼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後快呢？吉巴什真不是人啊，白披了一張人皮，早就不配人這個稱號了……這件事拖了很長時間，我自始至終都特別佩服斯特列里科夫，佩服他處變不驚，沉著應對有時候，我真想給他妻子、女兒寫一封信，告訴她們，斯特列里科夫真是堂堂君子，為人太好啦。當然，寫信說這些太蠢，人家比誰都清楚，還用我說嗎。寫這樣的信去，什麼用也沒有，只會讓人笑話，說我不會說話。但是，管他笑話不笑話的，這信我得寫。他女兒是莫斯科國立鐵路工程大學的學生，和她媽媽、丈夫、兒子，一家四口住在真理街。斯特列里科夫這件事，當局要有個表態了，但是太慢了，天知道當局會判誰有理。這裡最有理想的人，有時候，會被逼進最黑暗的死巷子裡。我和別人不一樣，我什麼都不信，只相信過去。
　　1月28日，傳來了好消息，伯朝拉勞改管理局在阿別茲做出了決議，恢復斯特列里科夫的工作。幾星期以後，那個吉巴什被送到更北邊的沃爾庫塔去了，那是個煤礦區。
　　自從出了斯特列里科夫這件事，列夫內心感觸良多。他信中漸漸透露出勞改營的境遇對他的種種影響，越寫越直接。列夫最感到錐心的，就是勞改營把幾乎每個人最壞的一面都釋放了出來：環境太擁擠狹小，人人都掙扎求生，所以，在這種氛圍裡，一旦要爭個什麼蠅頭小利、彼此有個什麼彆扭，馬上就會大打出手，成為不共戴天的仇敵。3月1日，列夫的信裡是這樣寫的：
　　我親愛的斯維塔，我有很多事要對你講：能給你帶來寬慰的好消息不多啊，斯維塔，或許，我根本不應該寫這些事。過去你說過，痛苦的話，不說完也好，不一定非說完不可。既然開始說了，我就得把話說完。你明白吧，對我們來說，最難以忍受的，絕不是物質匱乏，而是另外一種困難，有兩個方面：一個是與世隔絕，和外界沒有接觸，另一個是朝不保夕，隨時都會出事，誰也料不到會發生什麼事，明天會怎樣，一個小時以後會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大家正式的罪名隨時都會變，為了一點兒芝麻小事，就會被遣送到別處，有時無緣無故就被轉走了。斯特列里科夫、津科維奇(Sinkevich，他今天就要走了)，還有很多其他人，他們的遭遇就是例子。
　　說來似乎可笑，但是很悲慘。正常生活當中普普通通的事，到了這裡，事就大了，無限上綱。人都有缺點，不足之處在所難免，也會牽涉各個方面。但是在這裡，就都不是小事，會引起嚴重後果。當然，社會上也有道德君子，有仁義之士，不過，一般來說，首先仁義道德不是主要的社會風氣。在勞改營裡，正人君子更成了鳳毛麟角，十年九不遇了。有人先是不懷好意，接著充滿敵意，敵意又表現為不共戴天的仇恨。也有人本來心地狹隘，繼而手段卑鄙，終究做出罪惡的事。有人生性粗野，言語粗魯，說著說著就辱罵起來，也有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繼之口出讕言，極盡誹謗之能事。有撈錢撈不著就明搶，搶不著就殺人的；有義憤填膺、怒不可遏，進而殺人洩憤的……
　　哪怕是一點點正人君子的行為都成了多此一舉，對己對人都不講正派。人們最為期望的都是相當無聊的事，就好像偏遠地區小劇院裡的領座員，清閒自在，每天有十二個小時都沒事做，可以照管自己的私事，還可以掙點小錢……
　　啊，斯維塔，今天陽光明媚啊，囉嗦了這麼多，什麼用也沒有。
　　列夫心裡最害怕的就是「轉監獄」。「轉監獄」就是發配到別的什麼懲戒性的林區勞改營，那裡條件更慘。列夫怕的不是「物質上的艱苦」，而是「和外界失聯」，他說的「外界」就是斯維塔。到了那類勞改營，看守肯定要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列夫跟斯維塔說過，一旦到了那裡，什麼都沒了——印刷品，手寫的資料，信件，照片)，那地方也許根本就寫不了信了也說不定。這也是斯維塔所擔心的——列夫隨時都有消失的可能，那可就聯繫不到他了。這木材廠，每個月都有犯人被送走嚴懲。勞改營當局用懲戒性勞改營來懲罰犯人，若覺得哪個幫派「太危險」，就用這個辦法把他們拆散。至於要把哪個勞改犯送去懲戒，全憑看守或獄方一句話，他們看你不順眼就把你弄走。
　　列夫還有一個擔心事，就是害怕生病。有從其他勞改營轉過來的囚犯，「都是瘦得不像樣子了，一看就是重病在身」。看到這些人，列夫忽然意識到，「自己也像他們一樣，說病就會得病的」：
　　營養不良性病變——消耗性疾病——我們這個勞改營很常見。也有壞血病，不過，懂一點兒醫學，有一點兒經驗，這類病還是能控制的。夏天一片綠，如果吃不到檸檬，攝取不了維他命Ｃ，有松針、有各種草本植物，所含的維他命Ｃ足夠了，記住這一點就行了。冬天，我把你的藥片兒派上了好用場，給了兩三個朋友，還剩點，阿尼西莫夫正在服用。他得了壞血病，現在好多了。看你的藥片兒幫了多大的忙啊！
　　列夫要是病了，進了勞改營的診所，即使能康復也不會很快。診所只有一個大夫，也沒什麼藥，吃的東西也不多，因為病人的藥品食物都被看守偷走了。
　　隨著幫勞改犯偷送信件的人越來越多，技術也越來越高，斯維塔給列夫寫來的消息也越來越豐富。1月20號，在列夫三十歲生日前夕，斯維塔和家人、朋友一起舉杯，祝願列夫生日快樂。奧爾加姨媽有一個包裹，想託斯維塔給列夫寄去，於是，斯維塔就去找奧爾加姨媽。斯維塔知道，別人為列夫費心，列夫會覺得不安。斯維塔在信中解釋說：「我把你的想法告訴她了，她要送你枕頭和夏季服裝，我謝絕了，沒拿。」列夫原來住的那個公寓在列寧格勒大街，是幾家合住的那種，裡面有一間舊房子是列夫的房間。當地蘇維埃已把這個房間分給「吉普賽人」住了。奧爾加姨媽一看，慌了神兒，一直在和當局不停地交涉，要他們把「吉普賽人」遷出去，把房子還回來。那幫「吉普賽人」早把列夫的東西全部塞進他的箱子裡，扔了出去。奧爾加姨媽非常著急，列夫的東西沒了，肯定會傷心的，但是列夫真正割捨不下的，是他父母的那幾張照片。列夫曾給他姨媽寫信說：
　　那個房間已經不是我的了，不必為了我的東西著急。我雖然判了刑，可是並沒有被剝奪任何財產。任何財產，名義上都歸你我所有，但是，現在為時已晚，肯定要不回來了。要是剩下什麼東西，不要為我留著，拿去賣了吧。換點錢，你更需要。這些東西都是身外之物，無所謂，和他們吵不值得，也不必為這種事傷腦筋。
　　莫斯科的物質條件非常艱苦，大家的日子都很難過。商店空空如也，食品短缺，連基本必需品都是定量供應。像很多莫斯科人一樣，斯維塔一家人活得也不容易，為了補貼口糧，他們星期天先坐地鐵、再坐火車，到郊區菜園去種馬鈴薯、種菜。到了1947年春天，莫斯科的情況更糟了，大家都擔心快要捱餓了。1946—1947年間，正是烏克蘭大饑荒，餓死了好幾十萬人。消息一傳十，十傳百，莫斯科人心惶惶。斯維塔給列夫寫了一封信，一五一十寫得明明白白，若是落在審查人員手裡，那是萬萬過不了關的：
　　現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慘不忍聞。人們擠上火車，去西伯利亞的去西伯利亞，去白俄羅斯的去白俄羅斯，但是這兩個地方也是什麼都吃不上，只有馬鈴薯充飢。火車中途就被攔住了，不許進莫斯科。但是，莫斯科還是有大批乞丐。莫斯科現在至少有一半人口的生活連戰時都不如。列夫啊，看到這種景象，真是令人傷心。大家都在算日子，看離秋天還有多少天，互相打聽莊稼長勢如何，收成會怎樣。目前，家中一切均好……我們三口人有六個配給卡，不去黑市也完全能活(只去黑市買牛奶，每隔一天去買一次)……肯定是沒肉吃啦，不是有人光吃素嗎，據說能活一百歲呢。我們的收入可是今不如昔了：爸爸掙一千三百盧布，我的工資是九百三十盧布，但是這些錢一眨眼就沒了。40[1]
　　列夫和斯維塔，自從開始通信以來，信中就用暗語商談所謂「最小值」和「最大值」，簡稱「最大最小值」問題。「最小值」指的是列夫提申請，想轉到勞改營別的地方去做科學研究。「最大值」目標更高些：提出申訴，要求減刑，甚至要求釋放。斯維塔從一開始就抱著樂觀的態度。她在1946年8月28日的信中寫道：「減刑和釋放都有可能。史達林獎金獲得者圖波列夫和拉姆津的事41[1]，你是知道的。還有很多其他例子，知名度沒這麼大，但也為數不少。」確實，內務部是有個政策，要在勞改營裡尋找科學家，把他們重新分配到蘇聯經濟各專業領域去，尤其是調到勞改營控制的各個軍事研究所。問題是，勞改營的負責人通常都不願意把科學家放走，他們還靠這些科學家工作呢，管發電廠、生產實驗室、照明系統之類。列夫覺得，轉到這電工組已經不錯了，再轉到別處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至於那「最大值」，他根本不信能辦成，給斯維塔的信是這樣寫的：「我不想讓你浪費精力去申訴那個最大值。」但是，斯維塔繼續兩面作戰，她在12月的信裡寫道：「你沒信心，我可能和你一樣，也沒什麼信心。但是，列夫啊，哪怕有一點點可能，不也值得試試麼？我知道，如果最後沒辦成，豈不是白白增添了不必要的痛苦。所以，我們需要冷靜面對，不自欺欺人，不要錯以為希望肯定會實現。——但是，爭取還是要爭取的，天上掉餡兒餅的事是沒有的。」
　　到了1947年2月間，列夫心灰意冷，覺得已經晚了，來不及了，什麼申訴也白搭了。他心裡尋思，當年在物理研究所做的科學研究「和學生實習差不多」，光憑這個就希望調轉成功，簡直是異想天開，不過他還是答應斯維塔，要去打聽打聽斯特列里科夫，勞改營裡管科學研究項目的人，有沒有誰近期要來伯朝拉出差的？要是有人來，到時候他就去問問看。如果提出申訴，要求減刑，當局就得審查奧德河畔法蘭克福軍事法庭對他做出的調查。列夫知道，此案已經定案，再把經過複述一遍，實在沒有必要，說不定弄巧成拙，罪加一等呢。
　　3月1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了一封長信，寫得非常坦率，說不想再提「最小值」和「最大值」的事了：
　　我不想為最大值傷腦筋了，因為要想申訴成功，必須要有證人作證，他們不會找證人出庭的，即使找也很難找得到了。出庭作證在前……宣布判決在後，這期間會不會冒出什麼新的謊言來，那可說不定。有了第一次墊底，再來第二次倒是會更加有經驗……不過，成功的可能性還是渺茫。做什麼事都有動機，動機可能至少有兩個——動機「好」和動機「壞」。說你動機是好的，那自然沒錯；說不定也會說你動機不好，說你居心險惡。因為他們之間平時總是心懷鬼胎，所以也就習慣於設想別人和他們一樣居心不良，以為這裡面隱藏著什麼「損招」，正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最大的問題是，雖然很多事實都對我有利，但是沒有證人，我空口無憑，誰都不會信我的話。那些正人君子教授(檢察官)在那一坐，早就先入為主，確信押到面前來的肯定都是壞人，動機不可能好，不會有愛國心，全都居心不善，不做好事……
　　至於最小值，因為核子研究和空間研究都有祕密的軍事意義，所以，一個人一旦被扣上58-Ⅰ(b)這條罪名，就休想在這兩個領域工作了，更何況不是什麼傑出的名人，就更別想了。服過刑的人是不許在各大經濟一工業中心工作的，即使在偏遠地區的外省小鎮都不行——只有這幾個地方是例外：雅庫特共和國42[1]、科米共和國43[2]、科雷馬等地。這清楚說明，蘇聯當局把這些政治罪條款看得多麼嚴重，即使沒這麼嚴重的條款，只要是政治罪，均嚴懲不貸。只要是犯了這幾條，有證人作證辯護也減輕不了罪責。這裡有個囚犯，是在「圖哈切夫斯基時代」定的罪，再過兩個月就要刑滿釋放了。此人是蘇聯共青團前中央委員，當過軍機駕駛員，身在勞改營也是不改當年本色——一個名副其實的積極分子。他在勞改營裡是做馬鞍子的，那可真是以勞改營為家，憂勞改營之所憂，急勞改營之所急，為勞改營分憂到了忘我的境界……各車間都需要皮帶條，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麵包賣掉，強忍著菸癮不抽，把錢節省下來，買皮帶條，送給各車間。他做的這一切都白做了，誰都不感謝。釋放的時候，在考慮他將來的居所這個問題上，全是按規定辦，至於他做過什麼好人好事，早就忘到九霄雲外去了，沒人記得。一旦判決，永遠有效，不可更改。
　　列夫的論調，斯維塔可聽不進去。她6月8日給列夫寫信：
　　我無言以對，也沒詞和你爭論，因為我知道，你寫的都是實際情況，你的處境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是這種惡劣的情況，剩下的那百分之零點零一就看運氣了。雖然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畢竟還是有，這也是實際情況。你要修身養性，好好練一練，遇到失望的事，可別太往心裡去呀，要百折不撓，努力爭取啊。我知道，說得容易，做起來難啊。換了我，在你那個處境，我也不會把頭伸出去冒險，弄不好還會捱上一下子呢，所以，現在我也不催你，硬要你怎麼樣，只是悄悄勸勸你。遞交個申請也能壞事麼？會比現在還糟麼？列夫啊，你已經熬過來這麼多年啦，若不去申請，還要繼續受罪啊？
　　按照斯維塔的想法，倒不如抓住最大值不放鬆，也好有個希望，同時積極申請最小值，這樣豈不更好？俄羅斯科學院列別捷夫物理研究所所長支持這麼辦，他許下諾言，要寫一封信，幫列夫美言美言。
　　斯維塔寫信告訴列夫說：「有希望、有夢想的生活，容易活；沒有希望、沒有夢想的生活，不容易活。或許我說得不對，可是在過去這五年裡，你難道不就是這麼活過來的麼？」
　　但是，何去何從，最後決定權在列夫。他在6月28日這天寫道：
　　有一次我給你寫信，曾經順便提到過一個名叫鮑里斯·赫爾曼(Boris German)的人。他是學化學的，哈爾科夫學院畢業，職業是電鍍工。他曾經提出申請，希望做他的本行工作。沒過多久，他們傳他到那個臨時中轉的勞改營(離我們不遠，靠近伯朝拉火車站)報到。他先是在那裡待坐了好幾個星期，最後終於把他發配走了，可是「弄錯」了，把他發配到沃爾庫塔去了。他在那裡做了好幾個星期的普通工(在北極圈內的煤礦挖煤)，然後又回到了原來那個中轉勞改營，後來又把他發配走了，這次又「弄錯」了，把他又錯發到哈里梅爾一尤(Khalmer-Yu)這個鬼城去了(北冰洋沿岸一勞改營，專修鐵路)，到那裡一看，連個電鍍的影兒都沒有。可憐他每走一趟就被洗劫一次，搶劫被流放的犯人簡直成了風氣。有認識他的人在中轉勞改營最後一次見到他，人比從前瘦了一半兒。誰也不知道他現在到哪裡去了。他臨走時答應大家，會盡快寫信來的。可是到現在為止，誰都沒收到過他任何來信。阿尼西莫夫有個朋友，名叫庫茲米奇(Kuzmich)，好像也遇到了同樣的命運。起初也是調他去執行「特殊任務」，可是這一去就沒了蹤影。勞改營的老油條們說，這都司空見慣了，要想盡快「到站」(體力耗盡的最後階段)，最快的莫過於申請轉工作，去幹本專業。我一時樂觀就把申請調轉的申請書寫好了，正準備遞交給內務部駐勞改營機關呢。一聽這話，我忙把申請書撕了……哎喲，先別提了，暫時擱一擱吧。
　　列夫還得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裡待著，沒辦法，斯維塔也只得作罷。不過，她開始籌劃起來，要做一件更大膽的事，比「最大值」、「最小值」都要勇敢：祕密去一趟伯朝拉，看看列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