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信是託命的船

　　勞改犯寄信、收信，勞改營的條條框框限制得很嚴。隨著形勢的變化，當局對這些規定也漸漸地做了一些更改。每個勞改營，雖然都是嚴格執行這些規定，但嚴格到什麼程度，卻各有不同。囚犯收信可以收多少封，那要看他刑期有多長，生產定額完成得好不好了。
　　官方規定，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每個囚犯，每個月允許收一封信，但要先經過審查。這還比其他勞改營強，那些地方，不管來多少封信，一年只許可接收四封。1946年8月1日，列夫給奧爾加姨媽寫信，信裡說，不管多少來信、郵包，都能收到，「沒有限制」：
　　寄信、寄郵包，兩到三個星期就能到達這裡，也有的從莫斯科寄來，七八天就到了。扣留郵件檢查的時間並不長……寫信的時候，別忘了把信都按順序編上號，這樣我就可以查，看是不是都郵到了。什麼都不用給我寄，要寄就寄紙和鉛筆吧。
　　列夫說的，不都是這麼回事。他信裡說的勞改營情況，常常是給收信人吃定心丸，怕他們擔心。事實上，給勞改營送信，一個月只來送兩三次，所以一個囚犯每次都可能收到好幾封信。但是，這樣還算相當不錯呢，比1930年代勞改營可好多了，那個時候，勞改犯一連好幾年都接不到一封信。現在檢查信件，相對來說，也不太嚴，大多是勞改營看守的妻子來做這件事。她們見到信裡有什麼怪字眼，根本無關痛癢的，就用筆塗掉，這樣做做樣子，表明她們檢查了，但不是仔細通讀，沒那麼嚴重。但是，犯人們不知道，所以寫信的時候都倍加小心，犯禁的話不寫。郵包和印刷品，可就不是這麼簡單了，手續很複雜。給勞改營寄包裹，在蘇聯首都市內，郵局不受理，得出莫斯科，到梅季希(Mytishchi)這些外市縣去辦理郵寄。到了外市縣，包裹要檢查、登記。每次檢查、登記都得排長隊，要排好幾個小時才能排到。包裹有重量限制，不許超過八公斤。包裹到了勞改營，取包裹手續也很複雜。在木材廠這個勞改營，包裹要到內務部派駐營區辦公室去領取。辦公室的值班看守一件件把包打開，先把自己看上的東西扣下，留著自己享用，然後才把包裡剩下的東西給收件人。食物、錢、暖和的衣服，一般都被看守拿去了，所以，列夫囑咐親戚朋友，包裹裡不要夾寄這些東西。列夫請他們只寄書，但是寄書也要加小心，外國文學被沒收的可能性大，尤其是1917年以前出版的，更不行。列夫寫給斯維塔的第1封信就提到了這些：
　　如果你和奧爾加姨媽要給我寄書，一定要挑便宜的書。越是便宜的版本越好，越是破爛的書越好，丟了也沒浪費多少錢。如果給我寄外語的文學書，一定要選蘇聯出版的，不要寄古舊書店賣的外國版本。檢察人員見了會產生誤解，我也就收不到了。
　　8月7號，列夫的第1封信還沒郵到，斯維塔已經又給他寫信了：「我親愛的列夫，我整天都在尋思，7月12號寄出的信，你收沒收到呢。收到了沒有？」列夫那天還沒收到，第二天8號才收到。不是說了嗎，8號是個「重要的」日子呀。列夫的第1封信，斯維塔是23號這天收到的，那天她從鄉間別墅回來不一會兒，這封信就到了。「我也成了宿命論者了，」當天下午，斯維塔給列夫寫信：
　　我寫第1封信的時候，你在寫第2封信呢。但是，我第2封信寄出的時候，你才收到我的第1封信。我寫第3封信的時候，才接到你的第1封信。現在收音機正在播放《茶花女》呢！
　　8月11號，列夫給斯維塔寫了第2封信。他想要確保9月10號斯維塔生日之前，能及時送達。那天，列夫收到了斯維塔給他第1封信的回信，當天晚上他就寫了回信：「你的信是給我的禮物，可今天所有的禮物都應該是給你的才對呀。」
　　他們兩人談了起來，談得斷斷續續，話沒辦法一口氣說個痛快。「你26號的來信，我今天收到了，」9月6號，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
　　你26號前的兩封來信，也收到了，一封是8號的，一封是11號的，但是你21號的信，還沒收到啊。筆談不容易啊，列夫，我們的信，走得太慢，間隔太長，一來一去，要好幾個月呢。等到你讀到我的想法，說不定你的心情已經換了一個樣呢。
　　除了信在路上耽擱這麼久，還有別的麻煩。他們知道，所有的信都要經過檢查的，有的話不能說，所以也就沒辦法暢所欲言了。寫得太含蓄了，對方看不懂，寫得太明白了吧，會惹麻煩的，這個尺度很難掌握。列夫第3封信裡，寫到了這個「界定」的問題，他的話只能說到這個程度為止：
　　斯維塔啊，你知道，說到寫信，我可從來都沒有過懶得寫信。我總是在心裡默默和你談話，一天二十四小時，我能和你談十六小時。你是知己，心知肚明。所以，你會明白，我不經常給你寫信，不是不想寫，而是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寫才能不超越界定的範圍。
　　列夫寫信，下筆之前總是打好幾天腹稿，反覆斟酌，然後才下筆寫出來。沒寫完的信，他不敢放在集體宿舍裡，怕別人拿去當捲菸紙，所以總是揣在衣袋裡，隨身帶著。這樣，寫好的信總是褶褶巴巴的。
　　他的信，字裡行間常有言外之意，得仔細看，裡面有不少暗語，例如，「叔叔們」指的是內務部派駐營區的官員，「傘」指的是整個古拉格體系，「維他命Ｄ」指的是賄賂款97[1]，還有文學典故，尤其是19世紀作家果戈理和謝德林兩人諷刺作品裡的典故。這些暗語所傳遞的訊息都是勞改營裡日常生活的種種荒謬。親戚朋友的名字，從來不寫出來，有的是用縮寫字母代替，有的是用外號代替，都把真名實姓隱藏了起來。
　　剛開始的時候，列夫很擔心，斯維塔收到勞改犯的來信說不定會受牽連，遭受危險的。列夫寫頭一封信就建議，他的信不要寄到斯維塔家，也不要寄到研究所，乾脆寄到郵局，然後斯維塔到郵局去取。這叫「留郵局待取」98[1]。斯維塔回信說：「『留郵局待取』沒必要。鄰居，我們都認識。」後來，斯維塔改變了主意，建議列夫把信封上「收信人姓名、地址」欄內空著，不要寫她的名字，「以免引起鄰居注意」。這樣，鄰居在居民社區入口處看到信箱裡有信，也不會起疑心了。不過，斯維塔暫時並不隱瞞給勞改犯寫信。她全家和最親密的朋友，也都認為她做得對，沒必要隱瞞。
　　斯維塔寫信，措辭也很小心。她先打個草稿，修改以後再重新抄一遍，確保內心的想法都說出來，同時又沒有寫出什麼會危害到列夫的話。這些信會郵到列夫手裡嗎，斯維塔沒把握。為了保險起見，她把底稿都留了下來。寫信的紙，要嘛是空白紙，要嘛是橫格紙。她挑的全是行距最窄的。斯維塔的字體很小，幾乎辨認不出來。每頁紙都儘量寫得滿滿的。斯維塔在每封信裡都夾寄了一些空白信紙，這樣，列夫回信就有信紙了。斯維塔寫信都是在夜間沒人的時候寫的。
　　信，我必須在家裡寫，並且沒人在旁邊的時候才能寫得出來(或者大家都入睡以後)。這時候寫信，就不頭痛、不昏昏欲睡，心情才會不煩躁。這三個「不」可不是總能同時存在的。
　　斯維塔信裡寫的全是她日常生活當中的大事小情、家人朋友的各種新聞，工作學習的種種訊息。她是為列夫活著。列夫是她的人生目的，寫信是她實現人生目的的途徑。從外表看，斯維塔的語言好像缺乏浪漫的情感，乾巴巴地沒多少話，這是蘇聯學技術的知識階層共同的特點，而斯維塔正是在這種知識階層的氛圍中長大的。看列夫的語言，更像他姥姥，像俄國十九世紀的紳士，滔滔不絕，有聲有色。斯維塔也承認，自己不喜歡過度流露。她是一位務實的人，雖然感情充沛，也常常表現出脈脈溫情，但她非常純樸，有什麼說什麼，不會沉湎於浪漫的幻想。
　　表白愛情的情話(不論是高尚的，還是廉價的)，我聽了都像商業廣告一樣。情話都一樣，你對我說的也好，我對你說的也好，我覺得都一樣。情話說不得，會引出無盡的心病。我心裡總有那句話：「付出，但不要伸手去要回報。這是打開所有心扉的鑰匙。」
　　別看她信裡沒什麼綿綿情話，那都是假象。斯維塔天天給列夫寫信。她給列夫背誦過一首詩，是薩沙·喬爾內99[1]寫的。她對列夫的愛，在喬爾內的詩中描寫得淋漓盡致：
　　如果心上人受不了困頓，決意了結，
　　那笨手笨腳的土狼就會找遍世界！
　　相愛吧，祝你們快樂地比翼雙飛。
　　祝你們快快綻放心中每一個花蕊。
　　兄弟姐妹要情同手足，
　　結髮夫妻要舉案齊眉，
　　醫生護士要治病救人，
　　藝術大師要創造美。
　　但願你，慷慨地贈給，
　　不要伸出顫抖的手索回：
　　這是一把萬能的鑰匙，
　　能夠打開所有的心扉。
　　斯維塔在信中向列夫講述她的生活情形，每封信都接著上一封信寫，寫每天上班，一路上所看到的莫斯科市容。她有一些衣服，列夫見過。信裡有時也穿插一些和這些衣服有關的零星細節：
　　莫斯科人現在的穿戴，是剩下什麼就穿什麼：皮大衣或者棉襖什麼的(大家早晨上班通勤時間最愛穿這些，我上班時見到不少)。工廠八點上班，研究所九點，各部委十一點……我沒有冬天的大衣了。記得我那件黑色的舊大衣吧，成了我破壞慾的犧牲品，我就愛破壞東西。兩條腿的動物都有這個愛好。由於媽媽堅持，那件大衣廢物利用，改作套裝了，還不錯，很好看……我夏天穿的那件灰綠色上衣很新呢……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吧：我買的那雙鞋，一直都在穿，上哪裡去都穿，現在去研究所，天天穿它，輕巧。我們現在的日子就是這樣，活得不像你想像的那麼好，今天先講到這裡吧。
　　列夫渴望收到關於莫斯科的消息。他愛聽斯維塔給他講莫斯科的情況。勞改營裡有兩個莫斯科老鄉，一個叫阿尼西莫夫(Anisimov)，一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這位瓦西里耶夫是金屬車間的機修工，中學是在斯維塔那個中學上的，1940年的時候，他是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大一剛上完就被捕了。列夫常常和他們兩個一起暢談莫斯科的往事，一談就是好幾個小時。伯朝拉，這北地的景物一片慘淡荒涼，列夫寄信的時候，恨不能鑽進信封裡，隨信回到他魂牽夢繞的莫斯科：
　　今天灰濛濛的，陰雲密布。秋天偷偷地、一聲不響地爬了過來，張開它那張漫天大網，把伯朝拉罩起來，罩住森林、堤上的房屋、我們這個工業區的樓房與煙囪以及那冷漠陰鬱的松林……莫斯科的秋色對得起列維坦、對得起庫因芝(ArkhipKuindzhi)25[1]。金秋時節，黃葉飄零，乾樹葉在腳下颯颯作響。如今，莫斯科顯得多麼遙遠啊。但是，我想，莫斯科的一切肯定一如往昔，人和以前一樣，街上的景色也沒變。你也和過去一樣。我還能看見的，都是幻覺嗎，都將消失麼？我可不願這麼想。我在這張紙上寫了多少憧憬啊，任由想像飛馳，沒什麼邏輯可言。這不是一封信，是一捆凌亂的感情。
　　斯維塔描繪了一幅更加真實的圖畫來給列夫排解鄉愁。她9月10日給列夫寫了一封信：「莫斯科沒有金秋啦。莫斯科一點兒都不像你想像的那樣了。人滿為患，坐電車最難受了。人們都煩躁易怒。罵人，甚至還打架呢。地鐵總是擠得滿滿的，換車的那幾個車站最擁擠，車站都招架不了。」
　　斯維塔寫第1封信的時候許下諾言，以後要給他多講講自己的工作情況。後來果然講了很多。她那研究所很大，裡面分各個車間和實驗室，有員工六百五十人，其中一百二十人是工程師，還有五十個研究員和技術助理，剩下的是工人：鉗工、建築工、機修工。很多工人都攜家帶口，住在破舊的木頭房子裡。那些房子本來是給橡膠實驗廠造的，戰前就有了。斯維塔所在的那個實驗室正在試驗用合成橡膠(丁鈉橡膠)做輪胎的新方法。她的工作包括很多科學研究和教學，還要學英語，以便及時了解西方的最新進展。她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橡膠的物理力學特性」。西方的最新進展要在論文裡進行闡述。
　　斯維塔的研究包括軍事應用項目，所以被視為「國家機密」。她可以接觸到「封閉」的資料，即祕密情報，有蘇聯技術，也有西方的出版物，等等。所以，和一個囚犯保持聯繫，對她有很多風險。如果被人發現給勞改犯寫信，幾乎肯定會被研究所開除，並且會涉嫌向已經定罪的「間諜」洩露國家機密而遭到逮捕。她研究所的同事當中，只有兩人知道她和列夫的關係：一個是她的密友貝拉·李普金娜(BellaLipkina)，比斯維塔小三歲，和她是一個實驗室的；另一個人是她的老闆，名叫米哈伊爾·濟德齊克(Mikhail Tsydzik)，這個人是個化學專家，五十六七歲吧，頭髮都花白了。他和斯維塔父親是老相識了。斯維塔和濟德齊克處得很好。他對斯維塔也一直很好，像父親一般保護她，行政事務都託付給斯維塔，因為他自己身體不太好。斯維塔對列夫說：「不管什麼事，不管什麼人，我都可以和他隨便談。」
　　在很多方面，斯維塔都很幸運，但是，很顯然，她的心思不在科學研究上：
　　從早晨九點到晚上六七點，一天干到晚，一刻也不休息，這可真難熬，我是親身體會到了。通常，上班的時候，事情一件接一件，教完書去指導別人做實驗，然後再去學習……學完了可以稍稍談談音樂會，談談書……可是，在這裡工作就好像是在生產線上工作似的：我寫，濟德齊克唸，一個女青年抄寫，還有個女青年畫圖，但是我自己還得再讀一遍，因為那兩個女青年，標點符號點得不好。弄完之後，大家在文件上簽字……給學術祕書和註冊辦公室寄去。那三篇科學方法論，就是這麼趕寫出來的……關於防霜凍那篇是我的第一篇工作論文。現在，除了方法論，我們還寫了《採用撞擊破碎辦法制定全蘇國家防凍標準項目書》。向各主管單位、各審查委員會報批，很可能要花一年多的時間。我的工作就是寫高溫和低溫狀態下的彈性變化。但是，我已經煩死了，一點兒都不想做。
　　斯維塔日程排得滿滿的：週一和週四下班後上英語課，週二和週五有技術培訓，週三晚上有高分子聚合物的課，週六還要去上必修課「辯證唯物主義」。星期天得用配給卡去買菜(肉、蛋、糖、乳製品，全都定量供應，有時連麵包也定量，像戰爭期間一樣，什麼都要票)，或者出城到郊外別墅周圍的小菜園裡去摘蔬菜，斯維塔家人在那裡種了幾樣蔬菜。
　　斯維塔透過社交活動來散散心。但是，社交併不總是樂事。她和列夫在學生時代認識的人，戰爭期間很多都被打死了。她給列夫寫信說：「我不常和大學的同學見面，見面讓人傷心。」她的女性朋友大多都已經結婚有孩子了，讓斯維塔感到有一絲嫉妒。當年和列夫同去的地方，現在她獨自一個人去，快樂中隱隱地夾雜著悲傷。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說：「今天下課以後，學術祕書提議到莫斯科河岸上去走走。這一走就走到了石橋，過了石橋，穿過亞歷山大花園，走到了地鐵列寧圖書館那一站。一路上，我很傷心。」
　　斯維塔盡力讓老朋友們都和列夫聯繫。她知道，列夫收到大家的來信，心情會好些。第一個給列夫寫信的是亞歷山大·茲連科(Aleksandir Zlenko)。他是9月19日給列夫寫的信。當年，他和列夫都是戰俘，一起被關在德國萊比錫的戰俘集中營。
　　親愛的列夫，你好！原來你還活著吶？我不知你身體好不好，但好像你還活著啊？斯維塔給我寄來一張明信片，告訴我你又冒了出來，但別的什麼都沒說，只把你的地址給了我，還提到什麼藥來著(問她)！
　　列夫物理系的同學，納烏姆·格里高洛夫(Naum Grigorov)，給列夫寄了一封信，信裡夾了一張他兒子的照片，孩子剛出生不久。給列夫寫信，對他是個風險很大的事，因為他是黨員，還是莫斯科大學的研究員，研究亞原子物理的。然後，列夫認識最早的老朋友葉甫蓋尼·布克(Evgenii Bukk)的信到了。這布克從小學一年級就和列夫同桌，後來又同在物理研究所工作。沒過幾天，葉甫蓋尼母親也來了信。他媽媽是個演員，名叫克謝尼婭·安德烈耶娃(KseniaAndreeva)。從這封信裡可以看出，戰爭快結束時，斯維塔是什麼心情。當時，斯維塔絕望了，以為永遠也再見不到列夫了，愁得不怎麼和葉甫蓋尼一家來往了。起初，克謝尼婭百思不得其解：
　　我很驚訝，非常生斯維特拉娜的氣，她突然就不來看我了，我怎麼也想不通。我甚至跑到大學去找她，但是很難找啊，因為我只知道她的名，別的一概不知。我想她可能遭遇什麼事了吧。但是，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當時她不來。
　　列夫擔心，很多朋友、很多遠親，恐怕都不想和他這個勞改犯通信了。他10月23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我很怕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客人。來自世界上我們這個角落的問候，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接收的吧……你可能覺得自己的看法更加正確吧，那可不一定啊，恐怕你想錯了，並不是每個人的想法都像你那樣。」列夫心裡有這樣的疑慮，斯維塔一聽就煩了。斯維塔在第5封信裡，把列夫狠狠「訓了一通」：
　　現在我們談談雨傘的事26[1]。列夫，如果有人來敲你的門，即使他和你不是很近，不管他是哪裡來的，請告訴我，你會不會讓他進來啊？你當然會讓他進來啦。你憑什麼把別人往壞處想，把你自己往好處想呢？我知道，你不是這麼想的，但是，實際上就等於是這麼想。可能是因為我有點被慣壞了，慣壞了可能不是什麼好事，但是我覺得，接受別人的照顧、接受別人的關心、接受別人的幫助，甚至是相當大的幫助，這也不是什麼難事啊，要是我，我也不會因此就投桃報李，去報答人家。我的良心允許我接受，因為我同樣會做出這些善舉的，受益人倒不一定是同一個，也許是別人。列夫，你需要對別人好點，隨和點。有些事情，有些問題，都要這樣想才對。列夫，自高自大能誤事，自慚形穢也能誤事。原諒我坐在家裡倒教訓起你來了，給你講這些普通的大道理，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11月14日，列夫寫了第16封信，做了答覆。列夫心情鬱悶，早憋了一肚子苦水，以前從來沒跟人說過。一看斯維塔這些話，心底裡的話頓時迸發出來，一寫就是一大篇。五年的監禁使他心生疑慮，到底還有沒有人把自己當一回事呢：
　　我讀了你的訓誡，斯維塔。我很難同意你的觀點。換了我是你，很可能我也會說出同樣的話，但是身在此處，會產生不同的想法，對事情的看法也會扭曲、也會太多疑，你聽了會氣得發瘋的。都怪心裡的創傷太深了……會把很多事情弄顛倒了……你明白我的意思，相信我的話吧？……如果五年來你什麼都沒有看見，心裡只記得往事，不知道過去的物(和人)是否還存在，既不知道過去的人現在生活怎樣，也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活過來的，那麼，你想像的情況肯定都是在無知的狀態下設想出來的。斯維塔，我的設想之所以非常糟糕，並不是因為自尊心在作怪，也不是受到了屈辱，而只是因為對實際情況一無所知。無知是懷疑的根源。所以說，你的邏輯推論，和我的自然邏輯推論一樣，全都錯了……但是自從收到了奧爾加姨媽的來信，從那一刻起，一切都突然清晰起來。每個字都好像又活過來似的。我現在是亂寫一通，本不該寫這些的。我現在正抓耳撓腮，可是怎麼撓也沒用啊。斯維塔，請原諒。
　　原來朋友們並沒有拋棄他啊！列夫知道以後，心情為之一爽。斯維塔給列夫寫信，轉達了老同學伊琳娜和舒拉的問候，列夫回信說：「看來，朋友們都不覺得我們的命運對他們有什麼冒犯。果然，誰都不嫌棄我們，這太好啦，這真是太好啦。」
　　列夫知道朋友們在關心他，心中已感到溫暖。斯維塔的愛，更是他的精神支柱。列夫的人生就在這些信裡頭展開了。10月份的時候，第3封信乾等不來，列夫先把信寫好了：「你的兩封來信就是我的全部藏書啦，我每時每刻都帶在身上，彌補了我想念的一切：人、音樂、書。」每次收到信，他都激動不已。列夫後來對斯維塔傾訴過這種心情：
　　每次看到信封上寫的是我的名字，並且是你的筆體，我總是百感交集：簡直不敢相信，驚訝，喜悅，踏實。真是我的信，真是你寫的啊！這個心裡話，簡直是沒必要講，那不是明擺著麼？此言一出，我就開始後怕了，仔細想來，既然是明擺著不用說，那你以後給我寄空信封來可怎麼辦。
　　列夫習慣睡覺之前把她的信拿出來讀一讀。「我得先拿毯子把腦袋蒙起來，否則，周圍那些人看到我樂不可支的樣子，會懷疑我有病，非把我抬到衛生所去不可。」
　　斯維塔的信給列夫帶來了希望。斯維塔生日那天，列夫收到了她的來信，說她的目的就是要給列夫帶來希望——讓他覺得世界需要他：
　　列夫，聽我說。你是否仍屬於生活的一部分，首先要看你是否已出局，遠離了生活。但是，才出來五年，時間太短，看著你長大的人不會認為你已經出局了，我也認為，五年太短，不能認為你已是局外人。對於大學的同學來說，對於研究所的同事來說，或許你僅僅是個回憶，但人生還是人生，你就是我的人生，因為沒有哪一天我對你不是朝思暮想。
　　列夫的回答是這樣的：他承認，現在他們兩人互換了角色。戰爭以前，是他給斯維塔一點一點兒灌輸樂觀主義，現在反過來了，是斯維塔在給他鼓勁。列夫心情一落千丈，「怎麼也樂觀不起來」，釋放也許沒希望了，刑滿之前見上一面恐怕也沒指望了。10月15日，斯維塔的回信來了：
　　你說得對，我是在給你打氣兒，讓你樂觀起來。現在，這不就是我的主要目標麼？你說得對，現在的情況是更複雜了，也更困難了，我的頭痛事是比你少。你覺得最終的目標沒指望了。列夫，怎麼能有這種想法呢，虧你怎麼想的！……希望在於堅持？對，就是在於堅持！常言道，無為則無成。我理解，你現在做什麼都不容易，但是，漸漸地，希望會越來越大，願望也會越來越強的。暫時先等等，會好的。不用我說，我的生活是比你容易，比你快樂，肯定比你輕鬆：我有家，有藝術，有科學研究，有朋友。可能是薇拉·英蓓爾27[1]說的吧：「既然一事即可，為什麼萬事操心呢！」這幾天，我就拋下萬事，只做一事。咱們兩人都要這樣。我別的什麼都不想，只要和你在一起就行。列夫啊，我的信，總是想提升你的心情，如果沒能做到，反而給你帶來痛苦，請原諒我。如果有時候我寫了什麼胡說八道的話，那沒辦法啊，很久以前人家就給我算命了，看我的手掌紋，我的筆體，還有各種其他跡象，算命的說，我這個人是腦袋聽從心指揮。
　　斯維塔似乎覺得，迄今信裡寫的還不足以使列夫看到希望，於是，在第18封信裡，寫了下面這些話：
　　列夫，我一直都是相信你，什麼都相信你。過去相信，這些年來都相信，現在還是相信你。確實，誰也不能為將來打保票。但即使是現在，我也對我們的未來充滿信心，雖然畫面我現在想像得不很清晰。最要緊的，是我們能夠團聚。至於別的，全都無所謂。我現在已經明智多啦，不能讓那些無關緊要的小事，讓那些我們掌控不了的事情壞了這個最重要之事。我注意到，你在信裡又一次提到了「德行」這個概念。列夫啊，你可曾想到，我上大一那會兒，對你的德行有多生氣麼？……這些年來，我多次深刻自責，悔不該壞了咱們的好事，悔不該那麼折磨你。我怎麼那副德行呢，真是天曉得。或許，一直都沒有機會請你原諒，每念及此，我深自痛悔……列夫啊，不久以前，我和一個小姑娘談天，泛泛地談人生，談人生的艱難困苦什麼的。她說我是最幸福的人兒，她們都沒有我幸福。她話裡的意思是說，我們倆都沒有壞我們的好事，也沒有壞各自對方的事(至於外人誤了你的事，那是次要的)。聽她這麼一說，我倒沒有反駁。確實，列夫啊，她們沒有你，所以她們不可能是「最幸福的人兒」。我不早就有言在先嗎，現在又被邏輯和辯證法證實了！人們已經多次向我證明了，有的是口頭證明，有的是用行動證明：如果一對戀人住的是破茅屋，那麼，必須不漏雨、不透風，又保暖又隔熱，必須要有電、要有煤氣，這類的東西都應該具備，否則這一對兒怎麼會幸福得了呢！但是，列夫啊，我可沒有喪失信心。只要我早上醒來看到你在我身邊，晚上給你講講這一天都做了些什麼事，然後把你拉到面前，看著你的眼睛，只要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好一個「只要這樣」！說得容易，是吧？現在，只要收到你的第10封信，我就知足啦。說一千道一萬，我只想對你說三個字：其中兩個是人稱代詞，一個是動詞(動詞的所有時態都在：過去式、現在式、未來式)28[1]。
　　列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一連想了好幾天，應該怎麼回應斯維塔的愛情宣言呢。12月1日，列夫終於在發電站的機房裡坐下來。他拿出一張寶貴的信紙，動筆寫第22封信。但是，搜腸刮肚，卻怎麼也想不出恰當的詞來。
　　這封信不能再拖，我得動筆寫，面前擺著這張空白的信紙，我都坐了十分鐘，鋼筆尖兒幾次蘸上墨水，沒等字寫出來筆尖又乾了。斯維塔，我都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了，也不知道該寫些什麼了，雖然我有一肚子的話要對你說，想一吐為快。都怪你，都是你那第18封信惹的禍。看完你的信，我都睡不著覺了，滿腦子都是你。
　　有斯維塔的愛，列夫覺得自己很幸運，覺得自己苦海得救了。雖然自己兩手空空，什麼也給不了斯維塔，連出獄的希望都給不了她，但斯維塔還是對他一往情深。列夫是個勞改犯，可斯維塔不在乎，照樣愛他，並且心甘情願地等他，列夫深深地感激斯維塔。不過，列夫內心非常不安，既有罪惡感，又覺得對不起人家。他不想成為斯維塔的負擔，也不想成為任何人的負擔。正是因為如此，他最開始的時候是給奧爾加姨媽寫信，不是給斯維塔寫信，也不敢去「敲親戚朋友的門」。斯維塔心裡明白。正如她對列夫說的：「自高自大能誤事，自慚形穢也能誤事。」
　　斯維塔不願意列夫有自卑感，兩人經常爭論不休。斯維塔常常以憐愛之心，積存了大包小裹給列夫寄去。沒想到，惹來列夫一頓抗議，說他什麼也不缺，只要斯維塔來信，寄點紙和筆或幾本書就夠了，還囑咐她千萬別為他浪費錢和時間。斯維塔不為所動：
　　至於郵包，不讓我寄可不行。現在，唯一能給我們帶來些許滿足感的，就是這郵包了(生活中其他事情，雖然也是必要的，但是並不能給我們帶來任何喜悅)……20日那天寄的包裹裡究竟有什麼東西，媽媽叫我告訴你……清單如下：一件白色襯衫，厚襪子，襯褲，毛巾，頭巾，肥皂，牙膏，牙刷，木梳，拖鞋，線，鈕釦，兩聽罐頭(約重一公斤)，一盒巧克力(用紙包得奇形怪狀的，但爸爸堅持要包成這樣，說是這樣就不怕老鼠啃了)，紙，一本教科書，一些鉛筆、鋼筆、墨水，葡萄糖，抗壞血酸(有人不知道，其實就是維他命Ｃ)——看在上帝的面上，一定要吃啊！
　　列夫還是抗議。他不僅覺得自己是個負擔，而且還像小孩似的無助又無奈：
　　斯維塔啊，顯然，上帝或是其他什麼人，正在因為你不聽我的話而懲罰我呢。你不要費心寄包裹了，叫你別寄，你就別寄……這些東西，占用了你很多時間，費了你很多體力，百分之九十我得負責——連你也否認不了了吧。你可能想不到，真讓我傷腦筋……報答你，我又無能為力……我都三十歲了，到頭來還要像孩子似的，讓人一勺一勺地餵飯，真是無奈。應該是我來照顧他們才對啊……還有什麼比這更讓人上火的麼？請原諒我話說得這麼衝，可是我得把話講明白。
　　列夫說話很少這麼衝，也很少要把話講得這麼明白。他早期的信裡，講他在勞改營的處境，話總是說得很小心，力求留給斯維塔一個正面的印象。自哀自憐可不是列夫的性格，他生性堅強。他主要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擔心斯維塔。如果列夫詳細說出勞改營的生活狀況，恐怕斯維塔會掛念他。列夫從來沒有寫過挨凍受餓的情況，說的正相反，什麼暖和啦，飯夠吃啦，等等，幾乎沒提起過看守。那幫傢伙對囚犯心狠手辣，非打即罵。木材廠是勞改營，它的檔案資料裡寫得明白，在列夫剛進來的頭六個月內，有好幾次，獄卒濫殺無辜。有一群看守喝醉了，開槍把一個囚犯打死了，還有的命案不是槍殺的，是用別的凶器把人打死的。這些慘案，列夫不可能不知道。勞改營裡都傳開了，盡人皆知。但列夫在信裡根本就沒提這些。
　　他轉而去寫這北方萬里碧空如洗。抬頭看看藍天，心馳神往，暫時擺脫了勞改營區的壓抑。這個世界，只有一個地方他們兩人都能看到，那就是天空：
　　這裡的秋天很美麗。晴空萬里，暖意融融。早晨，一抹秋涼，一抹寒意，靜心怡神，精神為之一爽。北極光和群星競相閃爍，不知哪個更亮。北極光彷彿一道明亮的惟幕，用藍紅綠三色的探照燈光織成，在天上閃光，變幻無窮，漂亮極了。感謝上帝，北極光象徵著人類的幸福，輕盈，寧靜，總是令人對未來充滿憧憬，但又不可企及啊。
　　可惜了他們倆這大好光陰，就這麼白白浪費了，列夫很痛心。他在第8封信中感慨萬端：
　　我看著勞改營裡周圍的人們，他們現在的境遇和過去多麼不同。他們的精神境況變得都認不出來了。這不是年齡的問題，老了也老不到這個地步啊。如果總是這個樣子，那可就壞了。記得你說過(當時你坐在桌旁，手裡拿著一本書，《原理》還是《熱動力學》什麼的，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是一天傍晚，桌上的燈嗡嗡地響，我站在鋼琴旁邊)，人會隨著時間變的，如果不變就不是他們了……你說得對。你自己變沒變啊，小斯維塔？要我說麼？好，要我說呀，我天天都見到你，你過去長得什麼樣，我知道，你現在長得什麼樣，我也知道，雖然你頭上的每根白髮都叫我遺憾，雖然你眼角多出來的皺紋也讓我心疼，但這都是免不了的啊，長了白髮，多了皺紋，絲毫不會減少我對你的感覺，只會增加你的風采。如果這就是所謂老年，那又有什麼關係？你是我的整個世界，過去是，將來也永遠是。你過去的容顏怎樣，我不管，反正你將來永遠是我的斯維特，我的光明29[1]。
　　斯維塔也有同感：「這日月如流水般過去，人也在變，這倒不假。但是真會變得不如從前麼？」
　　這，我倒不知道，列夫，我覺得，每個年齡都有好的一面。我十七歲到十九歲那會兒，最擔心年齡、擔心時光流逝。我當時覺得，我這一生不是過去一半了嗎，還是最好的前半生呀，可是一和你在一起，就再也不會想到年齡不年齡的問題。那時，我的生活很美好，似乎會一直好下去，不會有太大變化似的。過去這五年，我可能更老成了，我自己很難判斷，但是至少我還沒老(「老成」是一回事，「老」是另一回事)。其實，我關注年齡，倒也沒往深處想，只是希望不要容顏老去。我倒是想留住青春，把父母給的那點美麗留住——作為給你的禮物。
　　也就在那個時候，列夫盤算著，還剩下三千三百六十天，刑期就滿了。他每封信都數著天數，告訴斯維塔，還剩下多少天就刑滿釋放啦，就能看到她那「漸漸變白」的頭髮了。監獄營區發生的事情，列夫揀主要的，對斯維塔說。每封信獄方都仔細審查過，一個字都不漏掉。那第一個秋天的重大新聞就是他從勞改營的乾燥車間轉到了發電站。列夫沒受過電氣工程師的培訓，沒這方面的經驗，但獄方認為，他是學理科出身的，擺弄高壓線沒問題，夠格兒。勞改營裡沒幾個工程師。勞改營管理局叫犯人做這種危險工作，安全不安全，它才不管呢。9月2號，列夫在信中報了這個信兒：「我終於換了工作，這個工作我比較喜歡，比原來那個強。」
　　我轉到電力部門來了，當鉗工。我喜歡這個工種。這裡的工作，操作起來比那邊難度大不少，但是這裡的人可強多了。我在這裡做得很開心，連星期幾都忘了。今天是2號，星期一，對吧？我得多學習學習，因為以前在工廠，我只做過裝電線，電氣安裝也做過一點，可是現在我做高架電纜。如果你見到電氣安裝手冊或者電氣工程教科書什麼的，請寄給我。
　　列夫能轉到發電站來，多虧一位朋友幫忙。這位朋友名叫尼古拉·里列耶夫(Nicolai Lileev)，當年也是戰俘。列夫是在德國法蘭克福開出來的囚車上認識他的。里列耶夫剛到伯朝拉的時候，得了壞血病，病得可不輕，什麼事也做不了，只有發電站還勉強能幹。後來，里列耶夫向電工組組長推薦列夫，建議把列夫調到電力部門來。這電工組長名叫維克托·齊津，也是勞改犯人。他是1938年被捕的，判了十五年勞動改造，到伯朝拉來服刑。他原在沃洛格達一個發電廠工作，當班的時候廠裡失火，就把他抓了起來。他非常懂工程，技術特別好，獄方很器重他，就讓他來當電力組組長，負責木材廠這個勞改營的全部電氣維修。勞改營裡，像齊津和斯特列里科夫這樣的犯人很多，有專家，也有管理人員。1946年，木材廠負責生產的負責人，有一半以上其實都是勞改犯。里列耶夫推薦得正是時候。這木材廠的生產遠遠完不成計劃。缺電問題特別嚴重：發電站供電量嚴重不足，乾燥車間、製材車間以及其他車間，一半以上的需求都滿足不了；三臺發電機(以木材為燃料的蒸汽機)的裝機容量是七千千瓦，實際運行才四分之一，還常常故障，運轉不了。火災頻發，事故不斷。一年到頭，總是缺電氣技師、工程師、機修工、化學師。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內務部決定從囚犯中多招收、培訓二百一十二名專業技師。列夫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囚犯來說，能在發電站工作，那可是個美差，高人一等。按古拉格的標準來衡量，發電站的工作特別輕巧，和拖運隊那種累斷腰的苦役比起來，簡直是霄壤之別。勞改營一般是兩班倒，一班十二個小時。發電站三班倒，一班只有八小時。勞改營管理局這麼規定是為了減少事故，疲勞過度就出事故。在發電站當班也容易，平時沒什麼事，就是查一查設備運行情況，檢修一下，所以有很多時間，可以看書、寫信、打牌、下棋、玩多米諾骨牌。發電站裡總是暖融融的，司爐工和機工有一個專用淋浴室，列夫可以去洗澡，用熱水洗衣服——這可是別的地方沒有的。一般都是澡堂子，常常丟衣服，水也是冷水。發電站裡沒有看守，犯人上工也沒有看守押送，所以列夫和發電站的朋友們可以在工業區內自由走動。發電站旁邊的房子裡住的都是刑滿釋放後自願留下來工作的工人，叫作自願工，列夫可以去串門兒，還可以去木材廠的俱樂部玩。俱樂部這地方，其他囚犯是不許進的，裡面還放映電影，有一臺收音機(只能收聽伯朝拉勞改營廣播電臺)，從附近商店還可以買伏特加喝，買菸抽；收工回去的路上，還可以順便到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看看朋友；工棚子宿舍，隨便進出，基本上沒有限制。列夫回憶說：「從工業區進到工棚子宿舍，中間要經過警衛室，只要報出姓名和囚犯編號就可以進出。一個專用案臺上放著一個記事本，值班看守會把我們出人的時間記下來。有時候，某個當官的來巡查，會收緊一點兒，但整個來說，各方面都很鬆。」
　　1946年秋天，列夫上日班，早晨八點上工。因為他上工的時間比其他囚犯晚，所以，起床也比別人起得晚，六點起床，早晨吃早飯的時候，強勞隊的囚犯們正在火車站貨場上點名呢，看守一個個點名，大家高聲回答「到」。強勞隊很多人的工作地點，要列隊走一個小時才能到，收工後回來，還要再走一個小時。列夫上工，只要走八分鐘就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列夫正在發電站值班。於是，午飯有人給他送來。上工這幾個小時，也沒什麼事，只要看住機器就行了。列夫就給斯維塔寫信。10月30日，他寫道：
　　這一天的工作做完了；安裝的事，今天沒有了，明天才有。再過一小時，來接我班兒的人就到了。機器轟鳴，自己說話都聽不見，不過，沒關係，我不在乎，習慣了。窗外，一小時以前，深藍色的暮色變成了黑夜。現在，伯朝拉一片漆黑。
　　發電機機房不通風(像洗三溫暖似的——又熱又有潮氣)，所以信紙不容易保持乾燥。但白天在發電站寫信比較容易，如果夜裡在宿舍裡寫，那可就難了。宿舍人聲嘈雜，比發電機機房還厲害，天棚上吊下來的燈泡，光線「太暗，發黃，桌上不放個煤油燈，根本寫不了，看不清」。
　　下工以後到吃晚飯、睡前點名這段時間，列夫有空。通常，這寶貴的幾個小時，他是在實驗室度過的。斯特列里科夫喜歡在實驗室款待電工組的朋友。9月2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現在，工作做完了。我正在享受著實驗室主任的招待呢。我坐在文化和『科學』的環境中，周圍全是罐罐、砝碼、燒瓶、試管。四周靜悄悄的，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只有喇叭裡傳來悅耳的瑪祖卡舞曲的聲音。」斯特列里科夫格外喜歡這些年輕的電工，大家也都景仰他。里列耶夫回憶說：「我們在實驗室度過的時光是有生以來最幸福的。有機會能去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我們從不放過，肯定去。有時——大家上同一個班的時候——趕上誰過生日，有什麼周年紀念之類，大家還能過去聚一聚，熱鬧熱鬧呢。」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是大家的避難所，大家可以在這裡存放信，存放包裹，存放其他貴重的東西，如果放在宿舍裡早就丟了，看守偷，其他囚犯也偷。勞改營條件嚴酷，單調無聊，實驗室可以給大家幾個小時放鬆的時間，紓解緊繃的神經。電工們去那裡喝點小酒，抽幾口菸，聽聽收音機播放的音樂會，玩玩牌，下下棋，看看信，也寫寫信，也有什麼都不做，專門來聽斯特列里科夫說話的。斯特列里科夫「非常健談，故事講得有聲有色，沒有他不知道的事，凡是讀過的，他都記住了，娓娓道來，你會聽得入了迷」。列夫告訴斯維塔說：「我聽他講故事，聽得我張著大嘴，半天合不攏。」
　　列夫在實驗室
　　有六七個電工經常聚在斯特列里科夫的實驗室裡。其中有一個，正是柳布卡·德爾列茨基。列夫在集體宿舍的床鋪離他的床很近。他和列夫都在發電站上日班。列夫很喜歡和這個烏克蘭青年在一起，很護著他。柳波卡已經在伯朝拉關了六年了，身體都垮了。列夫11月15日給斯維塔寫信說：「柳布卡這小夥子非常好，和別人大不一樣。」
　　他看上去二十四歲左右，非常聰明，有幽默感，性格開朗。在烏克蘭利維夫上學的時候，學的是物理，又自學了電氣工程……他喜歡俄國文學。過去讀書都是波蘭文，他很懷念那會兒……他有過很多遭遇，六年來都沒敢給父母寫過信，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他們，可就是不敢寫信。為什麼不敢寫，和他一聊就明白了。他是一個非常謙虛、誠實的人，絕對良家子弟。他很用功、努力。他好像徹底絕望了，以為一旦進了勞改營「再也沒有出頭之日了」。有時，我聽他講話，好像是在聽我自己講話似的。他說，我的思想邏輯性很強，但是，斯維塔啊，我遵循的邏輯只有一個，都在你的信裡寫著呢。
　　列夫的另一個同寢室夥伴，莫斯科老鄉廖沙·阿尼西莫夫，也是斯特列里科夫圈子裡的，還有那個格列勃·瓦西里耶夫也是，他和斯維特拉娜在莫斯科上的是同一所中學。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格列勃數學特別好，精通詩歌，能倒背如流，大家都嘆為觀止。但他對外不張揚，只供『內部消費』。這一點，我也很喜歡。列夫愛和格列勃一起回憶莫斯科。格列勃老婆兒子住在莫斯科，丈母孃跟她們母子兩人住在一起。列夫把他的朋友一一作了介紹，詳細描述了一番。格列勃聽了，好像都認識了似的。列夫把斯維塔信中寫來的莫斯科新聞，一一講給格列勃聽，但沒怎麼介紹斯維塔的情況。列夫對斯維塔是這樣解釋的：「我不能和任何人分享你。你是我的！」這夥朋友當中還有一個人，名叫奧列格·波波夫(OlegPopov)，二十二歲，一半拉脫維亞血統，一半俄羅斯血統。列夫告訴斯維塔說：「奧列格這個人太好了。他說俄語有一點點口音，有些字不認識，但是，聽他背生字，那可真好聽啊。」列夫「每天都和奧列格談天，有時講英語，講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都很有意義」。列夫心裡有一種莫名的滿足感。他喜歡奧列格那種「天真的聰穎」，覺得他是「璞玉渾金(天然美質)」。
　　最後要說的，常來斯特列里科夫實驗室聚會的，還有「兩個尼古拉」：利特維年科(Litvinenko，「小尼古拉」)，政治犯，二十一歲，來自基輔；里列耶夫(Lileev，「大尼古拉」)，二十四歲，來自列寧格勒，向齊津推薦列夫的就是他。他也像列夫一樣，也是被祕密警察系統那個所謂「處死間諜」隊逮捕的，被捕時間是1945年，以背叛祖國罪被判刑十年。他也在德國集中營裡關押過，德軍強迫他當翻譯，後來又強迫他當集中營小組長。當初，他和列夫是在法蘭克福開出的囚車上認識的，後來兩人關係特別密切。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比小尼古拉還要謙虛，也更加直爽……小尼古拉對生活更實際，總有能耐沾點便宜，結果，有時候就顯得不太實在——你知道的，我不喜歡不實在。」里列耶夫更加淳樸、更加直率，有時簡直是「沒有分寸了」。這個弱點，剛開始的時候，列夫並不在意，後來，天長日久，就越來越煩了。
　　斯特列里科夫(前中)與朋友們一起在實驗室裡：列夫(前右)，發電站化學工程師科農·特卡申科(前左)，那「兩個尼古拉」站在他們身後(利特維年科在左，里列耶夫在右)
　　11月18號，列夫借用果戈理的話：「上帝啊，這世界不至於如此無聊！」30[1]和斯特列里科夫這夥朋友在一起，即使在伯朝拉勞改營這樣被上帝遺棄的角落，也有高興的時候。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
　　收工以後，我去看斯特列里科夫，在實驗室待了一個小時，聽收音機播放《特轄區主管》31[1]。心情愉快極了……七點，我動身「回家」，幾分鐘以後，我就津津有味地默默吃著晚餐。吃完了飯，簡直像在家似的，我去洗三溫暖。請原諒，我的筆跡太潦草了。這地方白樺樹不太多，但是白樺樹綠色的樹枝還不少。廖沙·阿尼西莫夫叫我不要丟了莫斯科的風俗，硬拉我去洗三溫暖。蒸完三溫暖，要喝好茶。但是尼古拉(里列耶夫)說，這風俗早過時了，不要理睬。於是，我們一起喝咖啡，頭上是雙縐燈罩，一百五十度的燈泡。(這是在他們宿舍。很遺憾，我們不住這裡，離這裡有二十公尺遠，我們那邊兒的燈泡才四十度。燈泡亮標誌著家裡舒適，這裡是用燈泡瓦數來衡量家的舒適度的。)你瞧，我們這些美食家——咖啡代用品，我們可受不了，必須得喝真的咖啡。鐵杯子裡冒出咖啡熱帶的芳香，我們一邊聞著咖啡的香氣，一邊愉快地談論莫斯科、列寧格勒和新西伯利亞32[2]。喝完咖啡，九點鐘。按照當地標準已經晚了，我們就到戶外去呼吸清冽的空氣，看看天上的星星。但是，星星被雲層遮住了，月亮才露出來不點。那邊是松林，這邊是勞改營的破宿舍，中間是羊腸小道，我們慢悠悠地走著。宿舍牆壁最近剛剛新刷了，像鄉下房子那樣抹上了灰泥，煙囪冒出煙來，窗戶眼兒裡亮著黃色的燈光。十一點報時信號響了(這是叫宿舍熄燈的)，這時我們才想起時間來。在五分鐘之內，我們就從想像中的莫斯科「小劇院」33[3]屋頂下直接進了被窩裡。我們這裡的生活就是這樣的。
　　1946年的冬天來得早，給這個木材廠勞改營來了個措手不及。勞改犯人的靴子、帽子、手套、棉襖都不夠，而很多房子也已年久失修，破敗不堪。河面早已凍上了，這一凍上，木材就缺了，因為上游的勞改營沒辦法把木頭順河漂下來了。
　　12月中旬，氣溫降到零下三十五度，郵差送信特別慢，幾乎就不送了。列夫1946年最後一封信是12月25日寄出去的，過了兩個半星期，還沒收到斯維塔的回信。列夫愁得快急死了，因為前些日子斯維塔發高燒了。「斯維塔，我掉到絕望的海洋裡，快淹死了，遊不上來了——沒有信來。」12月9日，列夫寫了一封信，滿以為這是新年前斯維塔收到的最後一封信呢。這是他寫的第24封信。信裡寫得很明白，列夫只有一個祝願，就是祝斯維塔一切均好，萬事如意：「我的祝願？祝你、祝我們，祝願什麼好呢？我只祝願我自己收到更多的來信……如果我還可以祝願別的什麼，我就祝你新年健康、愉快，無論怎樣都無憂無慮，和朋友一起過新年。」列夫打算除夕和斯特列里科夫一起喝茶。斯特列里科夫最近面容憔悴，患了腸疾，動了兩次手術也沒好。25日，列夫給斯維塔寫信說：「他表面上不在乎，假裝沒事，但是，只有那些不熟悉他的人，才會被他蒙過去，才會看不出來，他這是裝的，在硬撐啊。看他的臉色就清楚了……斯維塔，想想辦法，寄點什麼，能治肚子痛的。」列夫就是這樣的人，總想著幫別人，自己從不張嘴要什麼。
　　那些日子，斯維塔也是急得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她在除夕夜給列夫寫信。列夫12月9日的信，她還沒收到。斯維塔只想和列夫在信裡說說話，所以，那天夜裡決定待在家裡，不出去了。她寫道：「過年過節沒有你，你我遠隔千山萬水，我過膩了這種日子。」
　　我在哪裡都不開心，說實在的，除了伊琳娜，誰都沒有看出來。不過，我把阿列克34[1]哄得很高興——我們點亮了聖誕樹，坐在桌邊喝了節日的茶……快半夜了，阿列克剛剛睡著。他害怕睡著呢……聖誕樹真漂亮，枝繁葉茂，鬱鬱蔥蔥，都碰到天棚了。一根樹枝都沒乾巴。亞拉在六個高枝杈頂上都掛上了銀白色的果，最上頂有一個紅星(當然嘍)。從我家列寧格勒老房子拿過來的裝飾物，我給人給了不少，裝飾他們家的聖誕樹了，但還剩下一些在這裡。聖誕樹似乎讓大人更開心(因為令人回憶過去)。阿列克更愛看奶奶眼鏡上的反光(這是哪裡來的呀？)，更愛看那本ABC書，那是他收到的禮物……我和他一起玩文字遊戲來著(這個詞是陰性還是陽性？是大寫字母還是小寫字母？)……我也很高興，因為我在和你筆談。這將是新年的第1封信。鐘聲已經響了，我馬上在下一封信上標上「2」。明天，我要去書店搜尋書。我有很多書等著寄出去呢，但是我不敢一次寄得太多。暫時還沒有小盒子裝書，沒有盒子，郵局拒收，不給寄……我忘了是否告訴過你，我買了一套古詩叢書，是出版社給工人子弟編的。最後，我把書裡一首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詩給你抄在下面，供你欣賞：
　　你問我為什麼愛上你？
　　不要盤問，不要懷疑，
　　不要推測，不要估計。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
　　愛你是因為什麼原因？
　　愛上你是因為什麼優點？
　　我會愛你多少時間？
　　不要推測，也不要懷疑，
　　不要追問，也不要盤算。
　　我倒要問問你，
　　你到底是我的阿妹，
　　還是我的嬌妻？
　　還是一個小孩而已？
　　怎樣稱呼你，我不知曉，
　　怎樣定位你，我也不知道。
　　田野裡有很多花草，
　　天上很多星星在閃耀。
　　我認也認不全，名字也不知道。
　　我是怎麼愛上了你？
　　這個問題我既沒考慮，也沒質疑，
　　就是愛上了你，
　　就是跟著固執的感覺走，
　　它叫我走向哪裡，我就走向哪裡！
　　好了，列夫，暫時擱筆。新年已經接來了，該睡啦。祝一切均好。
　　斯維特1947年1月1日